專輯論文

功能論述與治療時間:以一個慢性病房的醫療團隊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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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健中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精神醫療團隊觀察瘋狂現象的標準,其實是社會文化生活中的常識。雖然常識作為一種衡量瘋狂本身是否存在的標準是客觀的,但仍不精確。常識之眼所觀察到的「瘋狂」,根據的是行為的偏差與自動性,然而不同個案的異常行為可能在表現上是一樣的。

為了精確地衡量瘋狂的相狀,臨床精神醫療就不得不重視「差異性」的概念。尋找差異性的過程是一個要將常識之眼所觀察到的行為偏差與自動性,轉換成由病理學的生物/生理功能尺度來加以衡量的過程。精神醫療團隊會在一個已經設定好的時間中對個案進行觀察,並且為這段時間設定好治療的目標。這樣一來就有足夠的時間對異常行為進行觀察,進而排除異常行為不屬於生物/生理功能的缺損的可能性,也將社會、心理等與治療有關的重要助緣全部納入醫療系統中,行為上的偏差與自動性也能順利而合理地被當成一種生物/生理上的功能缺損現象。

總結來說,時間在當前的臨床精神醫療手法中,其實是一種引入實證科學方法的框架,透過這種轉換常識觀點為科學系統觀點的技術,就能將「瘋狂的行為」圈圍在功能的範圍內,行為的偏離與自動性就被賦予一種疾病的意義,進而就可以從治療疾病的方式來進行有效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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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醫療與社會》,第8期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想念玉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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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崇熙

本期STM以「科技與展示」為主題來紀念逝世週年的玉豐,瑞麟主編要我為玉豐寫篇紀念文。回想玉豐,看著電腦桌面上玉豐的照片,心頭卻是萬般思緒而久久無法下筆。

已經記不得當年怎麼跟玉豐認識了,是STS?產業遺址保存?產業文化資產清查?檔案管理?庫房建置?只記得當年因為一些機緣而與科工館互動的過程中,逐漸感覺到科工館中有個人的學術品味與我甚近,但其工作上的積極態度、熱情、及自我要求,卻又讓我自嘆弗如,他就是王玉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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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醫療與社會》,第7期

專輯導言:展示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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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平一

展示活動是場吸引視覺的角力,展覽因此不是民主的事業。透過策展人總其事,其所欲成就的就是吸引觀眾的目光,從而傳達其所欲灌輸給觀眾的理念。這是一種Bourdieu所謂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行使,或是Latour所謂的銘刻操作(inscribing practices)。也因此,科學展示常出現林崇熙所談到的現象:「包裹」或「黑箱化」(black boxing)科技,以合法化科學家的努力及其在社會中的角色。「黑箱化」意謂展示旨在傳達科技的雄偉,而對於科技實踐運作的過程、其中各個角色的協商和對於物品的操弄,都略而不談。呂紹理也在文章中談到,日治時期的展示成為台灣殖民總督府權力操作的一環。在博覽會中,透過用模型,省略製程,使得展品或成為推銷總督府的治績;或淪為日本會社的廣告。或是像范燕秋文裡所說,總督府透過衛生展,來達成「眼目教化」的目的。因此,要瞭解展示所牽涉到的權力關係,必須分析展示如何因「視覺化」的過程而建構觀者的主體經驗,從而使觀覽客體的觀眾意識到自己成為某種主體,卻不自覺地成為權力關係下的客體。這便是Althusser所討論意識型態召喚(interpellation)主體的過程。因此,要分析展示的意識型態功能,不能只分析展件的內容,而必須從展示的規畫、場地的分析、展品的擺設乃至先後順序,才能對於展示活動有所理解。因此,展示背後彷彿有另一隻眼睛,監控著全場;彷彿有著另一個大腦,規訓著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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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醫療與社會》,第7期

揭露的緊張:博物館科學展示的想像與神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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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崇熙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科學展示的目的通常在於展示科學家的成就,遵從著科學典範來傳達單一、標準、「正確」科學知識,並呈現出一種「揭露了大自然真理」的姿態。科學博物館中的展示透過「多層次想像」、「異質綜合性地去脈絡化」、及種種「神話原型」概念,落實於「典範式展示」、「詮釋式展示」、及「權力式展示」等樣態,除掉科學發展中種種人為、利益、政治、文化等因素,才能呈現出科學單純、簡潔、完美的風貌。正是這般的黑箱化(black-boxing),才使科學知識以破除神話之名,形塑自身為新的神話。揭露博物館科學展示的「神話化」歷程,是希望科學博物館能脫離單一性、霸權式的展示方式,從而開展出具前瞻性、「社會良知」和多元辯證意涵的科學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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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醫療與社會》,第7期

「衛生」看得見:1910年代台灣的衛生展覽會

作者資訊
范燕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討論1910年代台灣「衛生展覽會」的初期發展,釐清殖民地衛生展覽會為何以及如何出現;探討殖民地的衛生展覽會如何透過「視覺化」的方式,促成衛生科技知識的生產及流通。本文主要的發現有三:其一,殖民地衛生展覽會深受當時日本及國際的同類展覽會和日本博物館通俗教育的影響。展覽會以啟蒙近代衛生知識與觀念為目標,是殖民當局對屬民施行身體衛生的規訓,以改善殖民地的公共衛生。其二,殖民當局對於衛生展品的陳列、即衛生「視覺化」的處理,幾經轉折。從早先以機構或單位為中心的展示,轉向加入衛生知識分類的概念;最後,於1917年台中廳教育衛生展覽會,運用「分類式陳列法」,確立以觀覽者為中心的展場規劃,建立衛生展品的邏輯及系統關係,提供觀覽者係統性的衛生認知。但此舉亦有利殖民當局操作母國/殖民地、衛生/不衛生等深富殖民意涵的展示方式。其三,在地方官廳所舉辦的衛生展覽會,展場內部及外部都摻雜商業利益。雖然一般博覽會越來越有大眾消費的色彩,但衛生展覽會則透過觀念的普及與衛生物品的消費,始終不改其「眼目教化」之目標,並因相關物品之消費活動,而使「衛生」知識或概念向日常生活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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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醫療與社會》,第7期

台灣史上第一場「小人國」博覽會

作者資訊
呂紹理
政治大學歷史系

本文利用拉圖(Bruno Latour)討論實驗室與實體社會關係所提出的「轉譯」(translation)概念,觀察1935年始政四十週年記念博覽會會場中有關科學及工業的展示手法。實驗室裡將物質重新分解、衡量、重新配置及縮放尺度的方法,在博覽展示活動中亦可得見。在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場中,我們可以看到主辦者將十數萬件的展品分門別類,放置在其所規劃的部品館舍中,並加以評比,此即物質重解、重置與衡量之功;策展者利用各種各樣動態或靜態的模型以演示科學的內容及工業製程或產品,模型的塑造即是一種真實物質在尺度上轉譯的結果。轉譯之後的展場物質,一方面脫離了原有的實境脈絡,使得它可以被策展者重新詮釋,二方面則透過尺度的縮放,使得策展者得以放大其所欲「特寫」的物質特性,縮小抹去其所不欲顯露的細節,使得我們看見了朦朧的科工「成就」,卻難以一窺科學與知識的體系。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7期

「殘障設施」* 的由來:視障者行動網絡建構過程分析

作者資訊
邱大昕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1990 年1 月24 日「殘障福利法」修正公佈實施,該法23 條規定各項新建公共設施、建築物、活動場所及交通工具,應設置便於身心障礙者使用之設備與設施;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此後十餘年間,各級政府投入數十億新台幣興建這些供身心障礙者使用的設備設施。不幸地,這些公共投資最後不僅未能保障身心障礙者的行動自主,反而成為阻礙行動的「殘障設施」。為什麼無障礙環境政策實施的結果會是如此?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本文採用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的觀點,來分析無障礙環境的建構過程。本研究所使用之資料包括:檔案文件(新聞資料庫、身心障礙者傳記或自傳、無障礙技術手冊與法規)、深度訪談(定向行動教師、身心障礙團體、無障礙環境設計規劃委員),以及參與觀察(參與無障礙勘檢人員培訓研習及相關會議、實地觀察無障礙環境設施)。透過對此建構過程的網絡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無障礙設施與社會脈絡間豐富的動態關係。

* 「殘障設施」是過去的用詞,現在的正確稱呼應該是「無障礙設施」或「通用設施」。本文標題「殘障設施」是雙關語,意指有缺陷不能使用的設施。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6 期,頁21-68 , 2008 年4 月出版

人性的呼喚:治理理性與台灣性侵害防治政策

作者資訊
吳建昌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社會醫學科/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暨附設醫院精神部

最近十餘年來,台灣女性平權及保障之立法運動及行政管制方興未艾,性侵害防治政策更是其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不僅重大刑案如白曉燕案、彭婉如案撼動社會大眾之觀感,媒體經常出現「XX 之狼」之報導評論,性侵害防治相關法令亦修訂頻繁。法律對於人之治理,乃基於其對人性之理解,而這整個性侵害防治法律制度與治理策略之重大變革,尤其牽涉到對於性侵害加害人「人性」之重新認識。Castel 在From Dangerousness to Risk 中認為,對於精神疾病患者之管制,已經由強調危險(danger)之專家規訓,過渡到強調風險(risk)之行政治理,而多位犯罪學者亦宣告新自由主義風險概念在英美刑事政策制訂之主導地位,而台灣在移植美國性侵害防治政策之同時,是否呈現出前述學者所描述之線性進化呢?或者,在這一波風險導向之刑事政策風潮中,台灣刑事政策呈現出一種遲滯或不規則之發展呢?以英美風險導向刑事政策之文獻回顧為基礎,本文檢視包含風險治理(risk governance)與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之治理理性(governmentality)操作架構,在台灣性侵害防治政策演變中所呈現之不規則性,此種不規則性所展現之策略交雜現象所立基之「人性」認知之破碎性,以及此種發展所具有之社會及倫理意涵。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6 期,頁69-110 , 2008 年4 月出版

看得見的愛滋病與看不見的愛滋病「人」—台北地方法院關愛之家判決的心證論述解構

作者資訊
江玉林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2006 年10 月11 日,台北地方法院判決台灣關愛之家協會應遷離位於再興社區裡的房屋。為了解決上述判決為居住在關愛之家的愛滋病患所帶來的窘境,並且在兼顧愛滋病疫情防治與感染者權益保障等考量之下,立法院隨即在2007 年6 月14 日,特別增訂對於愛滋病患的「安養」與「居住」等權益的保障規定。而台灣高等法院也隨即根據此一最新的立法規定,於2007 年8 月7 日,針對前述地方法院要求關愛之家應遷離原址房屋的一審判決結果,做出了予以廢棄的上訴判決。乍看起來,這件法律爭議,似乎隨著立法院的修法以及二審法院判決關愛之家勝訴而告平息。然而,某些隱含在一審判決裡的特定心證推論,特別是承審法官在看似嚴謹的法律論證之下,對於居住在關愛之家裡的愛滋病患,所採取若干帶有去主體性與他者化等論述特徵的觀點,其實並沒有因此而消逝在司法檔案之中。此一司法論述乃至於其背後所依恃的司法權力,其在有意無意之間,對於社會弱勢者所造成的若干去主體性以及他者化的結果,毋寧是對於現今一再宣揚具有普遍性規範價值的人性尊嚴等理想的法律秩序來說,乃是一項莫大的諷刺。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6 期,頁111-144 , 2008 年4 月出版

風險溝通與民主參與:以竹科宜蘭基地之設置為例

作者資訊
杜文苓、施麗雯、黃廷宜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台大社會系研究助理、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碩士生

當今高科技發展牽涉複雜的專業知識,公部門在執行高科技發展政策常常要與地方民眾進行風險溝通。正因為牽涉的知識層面相當複雜,不同行動者對於高科技的風險認知也有相當差異,爭議因而產生。本文即在這樣的脈絡下,分析竹科宜蘭園區設置案例。首先透過中央與地方行政部門、地方居民與在地團體的深度訪談、地方的環評說明會與竹科宜蘭基地公民會議的參與觀察,分析不同行動者的風險認知及其所反映之價值,以了解不同行動者風險認知的差異;其次分析比較自救會的社會抗爭、環評說明會與公民會議三個場域在風險溝通上的差異,呈顯出制度內的公民參與機制尚未能妥善處理風險認知歧異所產生之社會抗爭,以及政府處理環境科技風險議題的盲點。雖然民眾參與管道增多,但並無促進實質溝通。最後,本文指出目前政策機制缺乏風險處理的敏感度,而審議式民主著重提供充分資訊以及理性審議,促成不同行動者間風險認知的對話,增加公共政策民主參與的實質內涵,指出了制度改善的一條途徑。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5期,頁71-110,2007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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