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論文

在窺視、魅惑與對抗之間:瑪麗.艾倫.瑪克的《81 號病房》

作者資訊
劉瑞琪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社會學研究所

瑪麗.艾倫.瑪克(Mary Ellen Mark, 1940- ) 1976年出版了《81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4期,頁109-149,2007年4月出版

論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行動本體論

作者資訊
林文源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社會學研究所

思考科學知識與理性的社會特質,是催生科技研究(STS)的問題意識之一。探詢此議題時,STS取徑逐漸由探討產生科學知識的社群,轉向思考知識內容的認識論,後來更發展出一種本體論思考,將知識活動視為與知識對象的客體密不可分。其中,行動者網絡理論(ANT)是重要取徑之一。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4期,頁65-108,2007年4月出版

什麼是後殖民科技研究中的後殖民:淺論其主張與啟發

作者資訊
陳嘉新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近年來,後殖民科技研究常常出現在台灣科技研究論著的語彙中,可是對於這個概念所指為何與價值何在,卻少有批判性的回顧與檢討。本文聚焦在後殖民的科技研究分析潛能如何展現的問題,不預先給定後殖民的定義,而是藉由爬梳慣常被認定為「後殖民」科技研究者的主張,尤其是編纂後殖民科技研究讀本的Sandra Harding 的「強客觀性」主張與撰寫後殖民科技研究導論的Warwick Anderson 的「刪節號下的殖民」概念,因而歸納出後殖民科技的常見討論主題,包括原住民的知識與技術、發展與現代性,以及重新檢討殖民概念;本文並以此延伸出本地乃至於東亞情境下的相關議題,如東亞特色、後進國概念與對稱性原則。最後再討論這個概念的啟發,並提出筆者對這個概念的建議定位。
 
What Is Postcolonial about Postcolon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25期,頁171-220,2017年10月出版

棄置的圍網和推不動的紙盤:產銷結構如何形塑技術物政治性

作者資訊
簡妤儒
台灣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看似符合適當科技精神的技術物為什麼會失敗?本文探討農委會自2004 年起在養雞場試圖推動的兩項防範禽流感的技術物—防鳥圍網和盛裝雞蛋的紙盤—為何在產銷現場不斷遭遇反彈。本研究透過考察雞農養殖實作及相應市場產銷結構,指出技術物的成功或失敗,不僅涉及物與人的互動,以及社會群體的角力,也受到法律中物的所有權規範、產業上下游產銷鏈安排,以及市場中價格決定機制等結構因素的影響。在養雞業所面對的防疫挑戰中,以低價、大量生產為基礎的產業運作,深刻形塑了雞農、盤商,以及消費者的認知和行動,讓相關行動者多傾向捍衛開放性禽場和塑膠蛋箱等舊技術物,使得圍網和紙蛋盤在防疫實作中逐漸退場或遲遲難以登場。透過分析防鳥圍網和紙盤這兩樣簡易技術物推動的困境,本研究指出行動者網絡和社會世界理論解釋力的不足,並提出應正視技術物和社會互動過程中,制度或產業結構裡的權力關係對行動者認知和能動性的限制。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25 期,頁119-170,2017 年10月出版。

探索風險社會下的反身性知識技能:以日本311 災難報導經驗和專業反思為例

作者資訊
張春炎
劉昌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助理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本文以日本311 震災為經,並採取風險社會概念為緯,探討新聞工作者如何因應災難報導過程的勞動風險及善盡新聞專業。透過對實際參與採訪報導的臺灣新聞工作者之訪談,本研究發現,新聞工作者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災難事件,傳統新聞採訪的專業規範往往無法發揮應有功能。本研究歸納災難新聞勞動與經驗,提出因應風險的行動參考架構,以協助新聞工作者運用於災難事件報導中。本研究結論並建議媒體單位與工作者持續以動態過程,反身性地對此參考架構進行反思,期使未來災難事件中,記者能保護自身及同僚的身心安全、更善盡報導責任。
 
Disaster Reporting in Risk Society: A Study of the Risk Experiences and Reflexive Professionalism of Journalists Who Reported on the 3/11 disasters in Japan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25 期,頁63-118,2017 年10月出版

疾病範疇與自我轉變:以台灣成年妥瑞人為例

作者資訊
詹穆彥
台北大學社會系專任研究助理
        「人的類別」(kind of people)往往隨著醫療分類範疇而轉變,兩者之間存在互動關係,也影響了被分類人們的自我認同。相對於西方,妥瑞症在台灣是一個較為晚近才進入大眾意識的新興範疇。具有妥瑞症現象的人們常在與醫療知識及社會文化的互動過程中挪用了其中的客觀基礎,形構出了一種特殊的台灣「妥瑞人」認同,重新以神經科學的內涵細緻且全面地架構了關於自我的各個面向,獲得一種新的經驗自我方式。這種新的認同在某種程度上對患者具有充權的效果,不僅去除某些既有污名及道德負擔,也賦予了這些人們進一步行動的可能性。然而,新的認同也產生妥瑞人需要面對及處理的一系列新議題。藉由探索他們的經驗歷程,更有助於理解疾病範疇與醫用者相互生成的動態過程。本研究尤其聚焦在成年妥瑞人,包含在生命中較晚遇見妥瑞症的人們,他們鮮明且獨特的生命經驗更有助於探索這樣的轉變歷程。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25期,頁7-62,2017年10月出版

捷運木柵線:移入的大型科技系統與在地交通建設網絡的共造

作者資訊
張國暉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文透過科技研究的大型科技系統觀點,檢視台灣從1980年代起如何打造台北捷運系統木柵線。本文分析台灣戰後交通建設網絡與移入大型運輸科技系統間之銜接、對峙與轉變等關係,嘗試從科技解釋社會的視角,觀察台灣交通建設網絡的轉型。本文爭論由先進國移植的運輸科技系統,除影響台灣工程社群反應出素樸現代性詮釋,也造成一連串實作問題及失序現象,並以其科技動量拖動在地交通建設網絡轉變。然而,本土脈絡亦將這些轉變賦予在地特質,其中本土工程師們逐步建立專業的特定方向與內涵,培養自身成為專業業主。他們除有效「定義問題」外,並平衡與國外系統提供商之間關係,驅動國內營造業及工程設計顧問業的技術提升,更影響社會相關網絡與被移植的大型科技系統「共同解決問題」。本文木柵線案例研究,填補大型科技系統觀點未提「在地既存網絡」與「外來完備系統」間衝擊及磨合現象,未來應值投入更多此類案例跨國研究,為現有大型科技系統觀點擴展理論性知識。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22期,頁159-224,2016年04月出版

知識辯證的微觀動態:當代生物科學期刊如何接受一篇論文

作者資訊
楊倍昌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微生物暨免疫學研究所教授
現代科學家是一種以發現新知為目標的職業。研究者在實作過程經常會面對兩道挑戰:一、如何證成新知;二、說服別人。這些問題的辯證是極為動態的過程。綜合一般性的經驗以及投稿過程之通訊辯駁信為文本基礎,本文嘗試類比神經解剖學中「認知地圖、地標辨識、方向感」這三個思維類型作為論述架構,來定義「整體概念架構、數據評價、邏輯判斷」及其延伸之十項細則的內容,作為討論架構,來分析科學實作中,知識辯證的動態。整體概念架構的內容包括兩子項:1.研究結論的整體印象,2.產生新的觀念與新的研究方案;數據評價問題包括五子項:1.材料及技術的可信度,2.適當的控制組/合宜的實驗設計,3.明確的事實,4.比較性的觀測值差異明顯,5.論斷所需資料之有無;邏輯推論則包括三子項:1.合於常理的判讀,2.符合典範內的解釋,3.解釋清晰/不矛盾。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22期,頁109-158,2016年04月出版

土地、社群、信仰:解析俗民環境論述

作者資訊
呂欣怡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系副教授
  1980年代末期發生的高雄後勁反五輕運動,不只成為台灣環境運動史的經典個案,也牽動了在地民眾將近30年的共同生命經驗。本研究選取出生於1950年代,長期居住後勁的15位居民進行生命史訪談,探討他們如何理解工業污染、環境運動、以及與之相關的社會生態變化。廿多年前的反污染抗爭開啟了新的政治參與空間,也已成為社區的認同象徵,而義氣、公平、業報等具備地域特殊性的價值觀,則與普世性的環境主義扣連,成為環境感知的基礎。本文主張,俗民環境論述涵蓋三個層面:污染知識、人際倫理、以及宇宙觀,這套鑲嵌於地方秩序的環境構框,並不局限常民的環境關懷尺度,而是在廿多年的抗爭實作中,融合不同層次的議題,進而發展為針對台灣整體生活環境的反省。
 
Land, Community, and Faith: An Analytical Model of Folk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22期,頁06-108,2016年04月出版

通往「現代」的曲折軌道:臺北捷運的詮釋彈性與科技生活形式

作者資訊
黃令名
喬治亞理工學院歷史與社會學系碩士班

 本文從「詮釋彈性」以及「科技生活形式」觀點出發書寫臺北捷運誕生史,試圖解釋臺北捷運在物質與社會方面的現象,並以最早一批臺北市政府捷運局為核心的「捷運人」,闡述臺灣「捷運人」所具備的科技生活形式內涵。本文透過對「捷運人」的訪談結合臺北捷運初建時的史料分析,發現臺灣的「捷運人」將臺北的交通堵塞問題,定義為國家與城市的「現代化」問題,希望透過捷運工程改造臺灣社會與臺北市,具備明顯進步意識與國家意識。另外一方面,「捷運人」也希望透過打造臺北捷運的技術實踐,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科技生活形式,但是面臨臺灣屬於捷運技術後進國、臺灣民主化變局以及臺灣在1980年代的國際地位等環境的影響,對捷運的技術能力不足,而使得建構自身的捷運科技生活形式呈現非預期的結果。反映在「中運量爭議」上,也讓這場科技詮釋的爭議,充滿了曲折與權力妥協的特色。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22期,頁9-62,2016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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