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medicine

醫學、商業與社會想像:日治臺灣的漢藥科學化與科學中藥

作者資訊
劉士永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副研究員

日本生藥學自十九世紀末發端,1920年代適逢皇漢醫道復興運動,其漢醫、藥之歷史糾葛深遠,但兩者基本上,因在日本時空條件及文化傳統等因素得以共同發展。然臺灣則因西醫界僅重漢藥科學化分析,將漢醫棄之於歷史灰燼,以致漢藥使用從漢醫原理中剝離。此舉不僅化漢藥為現代藥理學之研究對象,亦讓某些傳統藥方披上科學之名,成為流通市面的「科學中藥(漢方)」。儘管戰前之日本法規,允許西醫師處方並調劑生藥材,漢醫治療理論與傳統漢醫師卻沒能共蒙其利,反在其與漢藥的剝離過程中益發失色。相較於草藥可以被「科學化」,從而成為常民醫療體系的一環,漢醫療法似乎在戰後臺灣仍受到排斥。簡言之,由於漢藥能被納入現代藥學而研究分析,使其得到「科學化」的外衣,得以延續與增強既有之民間信賴;相反地,漢醫則因為無法為西洋醫學所吸納,遂逐步被整個當代醫療體系邊緣化。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1期,頁149-200,2010年10月出版

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兼論創造價值的整合醫學研究

作者資訊
雷祥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文企圖解答一組台灣醫學史上明顯的謎題:身為台灣醫學現代性領航人的杜聰明,為什麼竟會長期支持研究前現代的傳統東亞醫療?反過來說,為什麼杜聰明堅持終生的志業,竟然持續地被視為落伍的、違反科學的行徑?本文指出,杜聰明被視為「不科學」的漢藥研究計畫,其實涉及多重、多脈絡的突破,至少包含下列四個向度。他倡議建立「實驗治療學」, 以突破日本帝國內沒有獨立「治療學講座」的醫學傳統;他主張以「實驗治療學」來研究漢藥,也構成了對於傳統藥理學取徑的突破, 尤其難得的是藥理學就是他本人的學術專業;他計畫建立研究型的漢醫醫院,不僅在東亞前所未聞,也更是民國時期中醫支持者求之不得的突破;最後,他也支持「反向的」的漢藥研究程序,「藉由(在人體上進行)實際治療學的實驗而認定有效的生藥,之後再移至研究室內以抽出的有效成分進行實驗」, 這正是民國時期飽受譏評(而在今日普遍接受)的「倒行逆施」的研究法。。杜聰明位居多重邊緣的台灣(西洋現代醫學、日本帝國、中漢醫傳統), 但他不以邊緣自限,反而積極利用這個多重邊緣的處境,將多種邊緣性重新組合、反轉為優勢,從而構想出各個中心所想像不及的創新─以當時中國罕見的現代科學家的嚴格訓練與資格,在台灣建立起日本帝國都還待發展的實驗治療學,藉以研究西方世界尚未能充分賞識的東亞傳統醫療。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1期,頁201-286,2010年10月出版

民國時期中西醫詮釋疾病的界線與脈絡︰以 「傷寒」為例的討論

作者資訊
皮國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候選人

近代中國傳統醫學與西醫的交會,產生了許多有意思的醫史課題,本文藉由梳理一個疾病名稱的轉譯過程與翻譯前後的意涵,配合中國醫學自身的歷史發展背景,來檢視民國中西醫詮釋疾病的界線與脈絡,它凸顯了民國時期中醫發展之方向與本身轉型之必要與限度。

傷寒,西方名Typhoid fever ,以之為例,我們看到了一個新名詞,從中國本土之外的西方與日本傳入,並與中國的古代醫學經典《傷寒論》,以及在清代與之對立的溫病理論,進行一次融合、再解釋的歷程。當時中醫的困難來自:必須面對自身學術內的寒溫論爭與分歧的態勢,又要回應西醫的說法。我們將

看到,中醫擁有堅定的古典醫學定義,但西醫的衝擊讓中醫必須去反省原來的疾病定義,中醫們除了梳理任何熱病學內統整、劃畫一的說法,還必須用經典去重新定義西醫病名的屬性與名稱,最後,中醫並沒有根本地改變古代疾病論述。這段疾病史,可說是中國醫生對疾病解釋權的堅持,也預示了當時中國醫者與古典醫學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1期,頁25-88,2010年10月出版

對稱化醫療社會學:STS對健康、醫療與疾病研究的啟發

作者資訊
林文源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

健康、醫療與疾病在STS與醫療社會學領域都是重要議題。因為各自學科起源、發展與著重點不同,兩學科對這些議題有不同研究取徑與思考角度。相較於醫療社會學的悠久與龐大傳統,STS的貢獻不只在於提出新議題。本文旨在藉由STS的對稱性思考,提供新架構,定位研究取徑,並藉在地醫療現實重新釐清本地研究成果與可能發展方向。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9期,頁11-72,2014年10月出版

從《王叔和脈訣》的爭議看明清醫學知識的建構

作者資訊
謝柏暉
Po-Huei Hsieh

中文摘要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5期,頁65-116,2012年10月出版
訂閱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