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與治理」專輯

「殘障設施」* 的由來:視障者行動網絡建構過程分析

作者資訊
邱大昕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1990 年1 月24 日「殘障福利法」修正公佈實施,該法23 條規定各項新建公共設施、建築物、活動場所及交通工具,應設置便於身心障礙者使用之設備與設施;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此後十餘年間,各級政府投入數十億新台幣興建這些供身心障礙者使用的設備設施。不幸地,這些公共投資最後不僅未能保障身心障礙者的行動自主,反而成為阻礙行動的「殘障設施」。為什麼無障礙環境政策實施的結果會是如此?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本文採用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的觀點,來分析無障礙環境的建構過程。本研究所使用之資料包括:檔案文件(新聞資料庫、身心障礙者傳記或自傳、無障礙技術手冊與法規)、深度訪談(定向行動教師、身心障礙團體、無障礙環境設計規劃委員),以及參與觀察(參與無障礙勘檢人員培訓研習及相關會議、實地觀察無障礙環境設施)。透過對此建構過程的網絡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無障礙設施與社會脈絡間豐富的動態關係。

* 「殘障設施」是過去的用詞,現在的正確稱呼應該是「無障礙設施」或「通用設施」。本文標題「殘障設施」是雙關語,意指有缺陷不能使用的設施。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6 期,頁21-68 , 2008 年4 月出版

人性的呼喚:治理理性與台灣性侵害防治政策

作者資訊
吳建昌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社會醫學科/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暨附設醫院精神部

最近十餘年來,台灣女性平權及保障之立法運動及行政管制方興未艾,性侵害防治政策更是其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不僅重大刑案如白曉燕案、彭婉如案撼動社會大眾之觀感,媒體經常出現「XX 之狼」之報導評論,性侵害防治相關法令亦修訂頻繁。法律對於人之治理,乃基於其對人性之理解,而這整個性侵害防治法律制度與治理策略之重大變革,尤其牽涉到對於性侵害加害人「人性」之重新認識。Castel 在From Dangerousness to Risk 中認為,對於精神疾病患者之管制,已經由強調危險(danger)之專家規訓,過渡到強調風險(risk)之行政治理,而多位犯罪學者亦宣告新自由主義風險概念在英美刑事政策制訂之主導地位,而台灣在移植美國性侵害防治政策之同時,是否呈現出前述學者所描述之線性進化呢?或者,在這一波風險導向之刑事政策風潮中,台灣刑事政策呈現出一種遲滯或不規則之發展呢?以英美風險導向刑事政策之文獻回顧為基礎,本文檢視包含風險治理(risk governance)與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之治理理性(governmentality)操作架構,在台灣性侵害防治政策演變中所呈現之不規則性,此種不規則性所展現之策略交雜現象所立基之「人性」認知之破碎性,以及此種發展所具有之社會及倫理意涵。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6 期,頁69-110 , 2008 年4 月出版

看得見的愛滋病與看不見的愛滋病「人」—台北地方法院關愛之家判決的心證論述解構

作者資訊
江玉林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2006 年10 月11 日,台北地方法院判決台灣關愛之家協會應遷離位於再興社區裡的房屋。為了解決上述判決為居住在關愛之家的愛滋病患所帶來的窘境,並且在兼顧愛滋病疫情防治與感染者權益保障等考量之下,立法院隨即在2007 年6 月14 日,特別增訂對於愛滋病患的「安養」與「居住」等權益的保障規定。而台灣高等法院也隨即根據此一最新的立法規定,於2007 年8 月7 日,針對前述地方法院要求關愛之家應遷離原址房屋的一審判決結果,做出了予以廢棄的上訴判決。乍看起來,這件法律爭議,似乎隨著立法院的修法以及二審法院判決關愛之家勝訴而告平息。然而,某些隱含在一審判決裡的特定心證推論,特別是承審法官在看似嚴謹的法律論證之下,對於居住在關愛之家裡的愛滋病患,所採取若干帶有去主體性與他者化等論述特徵的觀點,其實並沒有因此而消逝在司法檔案之中。此一司法論述乃至於其背後所依恃的司法權力,其在有意無意之間,對於社會弱勢者所造成的若干去主體性以及他者化的結果,毋寧是對於現今一再宣揚具有普遍性規範價值的人性尊嚴等理想的法律秩序來說,乃是一項莫大的諷刺。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6 期,頁111-144 , 2008 年4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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