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知名科學哲學家哈金(Ian Hacking)於2007年11月應台灣大學哲學系苑舉正教授之邀，到台灣進行為期十九天的學術訪問。在訪台期間，哈金教授作了四場系列演講，題目分別是〈論科學理性的歷史根源〉、〈數學對象來自何處？〉、〈思考與實作的實驗室風格〉、〈實在論與反實在論〉。前二場在台灣大學哲學系舉辦的「第四屆經驗與真理」研討會中發表，第三場在本刊舉辦的工作坊發表，第四場在東吳大學哲學系發表。事後哈金教授修訂講稿，彙整成專書《科學理性》，由台灣大學出版社同時出版英文原本和中文譯本。

「流行病學知識與方法論，並不只是揭露『自然事實』，而是一路與社會文化脈絡共同形塑。」Janet Shim, 2002:130

如果一份關懷過勞死與勞動權益的流行病學調查，卻發現台灣勞動民眾其實並不疲累，這會發生什麼事？張晏蓉等刊於《台灣衛誌》的「台灣受僱者疲勞的分佈狀況與相關因素」一文(張晏蓉、葉婉榆、陳春萬、陳秋蓉、石東生、鄭雅文， 2007)，於2007 年五月初登上了中國時報頭版頭條，媒體持續報導，台灣STS 界也熱烈討論。當時我正在開設醫療社會學II(大學部進階課程)，課程設計中把流行病學當成分析案例，跟同學們一起磨練STS 的分析策略。這篇論文學術生產的歷程與社會辯論，成為極佳的即時教材。

在鄭雅文等人(2007) 合著的疲勞(burnout) 研究裡面所呈現的量化過程，其實有兩個轉(翻) 譯的層次。這兩個層次雖說是密切相關，然而在分析上我們應該加以區別，才能夠進行目標清楚的批判。

壹、前言

我曾有些不好意思地私下問幾位在公司上班的親友：「你們有沒有這種經驗，在開完一個很無聊的會議之後，感覺到疲累的程度遠遠超過開會的那一、兩個小時，而且可笑的是，開會時你可能只是呆坐在那兒而已？」

出乎我意外地，大家都立刻表示這是非常真實的經驗。我原先幾乎不好意思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我從未聽別人提起過這種感覺，而且雖然印象中大眾媒體經常報導台灣人因工時過長而疲累不堪，卻也不曾聽說有這種近乎「不勞而倦」的情形，所以我一直以為這是我與少數人的怪癖，最好不要張揚出來。

2007 年五一勞動節的隔天，我一早打開中國時報，赫然發現我在台大公衛學院的同事及好友鄭雅文教授的疲勞研究， ¹ 上了頭版頭條：「女比男疲勞，台灣工時全球第三長」！ ²進辦公室之後，我打電話給雅文，想要恭喜她研究結果得到媒體青睞，助理告訴我雅文從前一天開始就忙著接受各家媒體採訪，原來這則疲勞新聞早在勞動節當天下午，就上了聯合晚報的頭版頭條， ³ 各家媒體惟恐獨漏大新聞，雅文從前一天開始，就有接不完的電話。

張晏蓉1 、葉婉榆1 、陳春萬2 、陳秋蓉2 、石東生2 、鄭雅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