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與回應

誰比較安全 -- Windows 或 Linux?

作者資訊
洪朝貴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

我積極投入兩個社會運動:「自由軟體運動」與「開放檔案格式運動」。在自由軟體運動當中,經常面對的問題是:Linux 會不會很難用?Linux真的比 Windows安全嗎?

就從安全問題談起吧。在本專欄中,李尚仁提到某位伺服器管理員的說法,把 Linux「開放原始碼」的特性,比喻為門口任人添水、任人飲用的一壺水。沒人監控裏面被添加了什麼?因此具有不可預測的風險。這個比喻遺漏了兩個很重要的元素:第一,這一壺水隨時都有成千上萬雙眼睛盯著;第二,並不是任何人都能自由添水。當然,阿貓阿狗都可以把自己的一杯水帶過來,放在旁邊排隊,說想要貢獻,但是要通過許多看守水的人士的技術檢測,才倒得進去。「可以貢獻」是一種權利──需要長期經營眾人的信任才能換取到的權利。已經爭取到這種權利的人,不太可能跟自己的信譽過不去。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8期

討論與回應:自由軟體

作者資訊
陳瑞麟

編輯室介紹

本期關於「自由軟體」的討論與回應,是涉足資訊科技的一項嘗試。這些討論起於李尚仁在「台灣 science-study emailing list」中的一篇發言。李尚仁轉寄古巴發展自己 Nova 版的 Linux 軟體之新聞,並加上一些評論。李尚仁提到某位資訊人員所作的比喻,一方面辯護微軟 Windows 系統的封閉性和集中性可以保障安全,另方面反過來指控「自由軟體」有更高的安全風險。當然李尚仁本人並不同意這樣的說法,可是這個比喻仍引來自由軟體界的洪朝貴為文反駁。引發一系列的討論。本刊因此策劃此次關於「自由軟體」的討論與回應。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8期

古巴 Nova 版的 Linux 軟體之聯想

作者資訊
李尚仁
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所

日前收到朋友轉來一篇報導,是關於古巴不久前推出自己的Linux作業系統Nova。這則新聞讓我聯想到和STS有關的幾個問題。或許可以在此做進一步的討論。報導指出,古巴要發展這套作業系統有兩個主要理由,一是因為古巴遭到美國經濟制裁,人民無法取得正版的微軟軟體或是進行更新。另一個理由是古巴當局認為使用微軟作業系統會對國家安全產生威脅,所以要發展自己的作業系統。這應該是因為古巴政府懷疑微軟視窗有密藏的後門,美國政府可以透過此監控其使用者。這種懷疑並不是第一次被提出,之前也傳出中國政府有類似的擔心,而由於害怕政府機構若使用微軟,會讓美國情治單位上下其手,因此中國也以政府的力量來開發自己的Linux作業系統。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懷疑古巴和中國開發的系統內有玄機,其實暗藏軟體用來監視人民。前一陣子中共當局要求他們的網咖要安裝個好像叫「紅旗」的Linux作業系統,就引起這樣的憂慮。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8期

古巴自由軟體事件:軟體與開放的意義

作者資訊
李士傑
清華大學社會所研究所博士班

古巴自由軟體事件

今年(2009年)2月11日,古巴哈瓦那資訊科學大學(UCI, Universidad de las Ciencias Informáticas)在年度國際傳播與科技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ies)中發表了一套自行統籌彙整的 Linux 軟體發行套件(Software Distribution,簡稱 Software Distro):Nova。這套 Linux 系統除了正式名稱之外,它的 1.0 版版本代號叫做 Baire,是用來紀念1895年 2月 24日由古巴作家與哲學家 José Martí 所領導的獨立戰爭,當天同時也是古巴的國立紀念日,被稱為 Grito de Baire(Battle Cry of Baire / Shout of Baire,暫譯為「Baire 的吶喊」)。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8期

「小和尚唸經」的軟體反盜版宣傳

作者資訊
洪朝貴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

近十年來,我國政府非常重視軟體反盜版的宣導。不論是民進黨執政或是國民黨執政,法務部持續與BSA(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商業軟體聯盟)合作打擊盜版,連續多年一起拍廣告或舉辦活動宣誓反盜版。請用 Google [1]或 Yahoo[2]搜尋「法務部長 BSA」,或用歷任法務部長的姓名與 BSA 一起搜尋。但是軟體盜版的問題,卻仍一直不見大幅改善。比方說,用 Google 搜尋 office 2007,在頁面最下方可以看到 Google 推薦的最熱門相關搜尋關鍵詞(以下皆省略 office 2007):序號、下載、sp1、金鑰、破解、viewer、pdf、download、bt、產品金鑰。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8期

商機、盜版與自由軟體 -兼回應「『小和尚念經』的軟體反盜版宣導」

作者資訊
范國棟
寶建醫院麻醉科,台大衛政所博士生

前陣子古巴政府也加入若干開發中國家行列,主動支持使用自由軟體,以作為購買昂貴商業版權軟體的替代方案(謝良奇,2009)。這個訊息引起國內倡議自由軟體社群的一些漣漪,也讓我們有機會再次檢視政府的資訊政策,以及國人面對自由軟體與商業版權(封閉)軟體的態度。[1]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8期

當哈金遇到台灣評論者:介紹

作者資訊
陳瑞麟

國際知名科學哲學家哈金(Ian Hacking)於2007年11月應台灣大學哲學系苑舉正教授之邀,到台灣進行為期十九天的學術訪問。在訪台期間,哈金教授作了四場系列演講,題目分別是〈論科學理性的歷史根源〉、〈數學對象來自何處?〉、〈思考與實作的實驗室風格〉、〈實在論與反實在論〉。前二場在台灣大學哲學系舉辦的「第四屆經驗與真理」研討會中發表,第三場在本刊舉辦的工作坊發表,第四場在東吳大學哲學系發表。事後哈金教授修訂講稿,彙整成專書《科學理性》,由台灣大學出版社同時出版英文原本和中文譯本。

本刊為了配合哈金教授的訪台活動,在11月12 日舉辦一場「Hacking、實驗室科學與STS」的工作坊(請參看 STM 網站,網址 http://stm.ym.edu.tw),除了哈金教授的第三場演講外,還安排一場對話,邀請傅大為教授、苑舉正教授和吳建昌教授,分別評論哈金教授的思想和作品,並由哈金教授回應。此外還有四篇與實驗室科學和STS有關的論文發表,分別是雷祥麟教授的〈主權與顯微鏡:法定傳染病與滿州鼠疫〉,林文源教授的〈學生的行動力如何在工程實驗室的漂移中實現〉,趙相科教授的〈建構新世界〉和陳瑞麟教授的〈實驗發展的動力模型:一個初步探討〉。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7期

台灣受僱者其實不常疲累?行病學知識生產的政治

作者資訊
吳嘉苓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流行病學知識與方法論,並不只是揭露『自然事實』,而是一路與社會文化脈絡共同形塑。」Janet Shim, 2002:130

如果一份關懷過勞死與勞動權益的流行病學調查,卻發現台灣勞動民眾其實並不疲累,這會發生什麼事?張晏蓉等刊於《台灣衛誌》的「台灣受僱者疲勞的分佈狀況與相關因素」一文(張晏蓉、葉婉榆、陳春萬、陳秋蓉、石東生、鄭雅文, 2007),於2007 年五月初登上了中國時報頭版頭條,媒體持續報導,台灣STS 界也熱烈討論。當時我正在開設醫療社會學II(大學部進階課程),課程設計中把流行病學當成分析案例,跟同學們一起磨練STS 的分析策略。這篇論文學術生產的歷程與社會辯論,成為極佳的即時教材。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5 期,頁263-268 , 2007 年10 月出版。

疲勞的轉(翻) 譯技術

作者資訊
陳嘉新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社會與行為科學系博士班

在鄭雅文等人(2007) 合著的疲勞(burnout) 研究裡面所呈現的量化過程,其實有兩個轉(翻) 譯的層次。這兩個層次雖說是密切相關,然而在分析上我們應該加以區別,才能夠進行目標清楚的批判。

第一個量化的層次,在於將疲勞這種現象轉變為可以比較大小、統計分析的數字值。不管使用的是等距(interval) 或者序列性(ordinal) 的數字指標。這種轉換通常構成平常所謂量化過程的第一步驟,我們或可稱之為數字化(numbering)。在這個層次上,常被質疑的基本問題包括:如何有效呈現現象的多元性與數字指標的對應關係?如果我們把數字性指標當成是客觀性的元素,那麼這個問題也可以重述為:疲勞這種大量參雜主觀感受的模糊現象,要如何被客觀化為可以進行數理計算的數字?或者,我們換個方向問:這種轉換如果可能進行,那麼在哪種條件下可能、如何可能、為何要可能、可能的後果為何?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5 期,頁249-256 , 2007 年10 月出版。

社會結構與結構因果︰檢視鄭雅文對「社會流行病學」的觀念

作者資訊
陳瑞麟
中正大學哲學系

在「台灣Science Studies emailing list 討論群」對於疲勞議題的論中, 1 鄭雅文使用的「哥本哈根疲勞量表」首先受到質疑。魏聰州、傅大為和陳瑞麟懷疑該量表問卷中使用的語詞像「心力交瘁」、「精疲力竭」等,是否能配合各種不同階層、性別受雇勞動者的理解,使他們能精確自評自己的疲勞狀況?傅大為進一步質疑對快樂量表和疲勞量表的調查統計的解釋「牽涉到用量表的方式來詢問個人的心理狀態,也因為,後者(如自殺率、如階級剝削、如性別宰制、如科技與社會的共同演化等) 牽涉到更高一層的社會力範疇,我不覺得可以簡單化約成個人心理狀態的總和而已。」(5 月8 日信件) 吳嘉苓引述一篇論文,從STS 觀點批判流行病學的「多因子模型」易於「形成以個人特質來探討疾病成因的模式」,即使把性別、族群、階級等「社會變項」納入致病因子,這種變項操作方式,仍「不免讓性別、階級與族群,在『個人差異』上做理解,較容易放過社會關係的權力面。」(5 月9 日信件) 吳嘉苓意外發現她的修課學生量表問卷結果比鄭雅文統計的受雇勞動者指數更高,反而對照出台灣勞工自覺的疲勞狀況沒有想像的高!她因此建議:「也許不要用平均數,而是把高分的群體標示出來,例如看看有多少比例的人超過75 分,看看回答接近『常常』疲累的人,處於什麼樣的社會處境。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5 期,頁269-274 , 2007 年10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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