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論文

孟德爾究竟發現了什麼?一個實驗發現的典型模式

作者資訊
陳瑞麟
中正大學哲學系

古典遺傳學之父孟德爾,一向被遺傳學家、教科書、生物史家認為「發現」了古典(孟德爾)遺傳學定律。近來一些科史家宣稱孟德爾並未發現「孟德爾遺傳學定律」。若是如此,孟德爾本人究竟發現了什麼?他對科學的貢獻何在?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必須重新訴說孟德爾的實驗與古典遺傳學的起源的整個科學歷史,也必須考察「科學發現」的哲學問題。

目前流行的兩種科學史觀,大致也可以被套用到孟德爾和古典遺傳學的故事上。證據史觀流行在科學家、生物學家與遺傳學家之間,它是一種發現、除錯、累積與進步的歷史圖像,它主張孟德爾當然發現孟德爾遺傳定律,這是孟德爾對科學的偉大貢獻。孔恩式的典範史觀主張孟德爾的工作屬於育種學的老傳統,他的實驗目的不在於遺傳,更沒有發現孟德爾定律。孟德爾時代的遺傳觀念被一個發育論典範支配,以孟德爾定律為基礎的古典遺傳學,則是一個全新的典範。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9期

遊走於理論與實情之間:一項經濟模型操作的案例研究

作者資訊
陳思廷
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

經濟理論針對目標現象所作的一些斷言經常與發生在真實經濟世界中的目標現象不一致,這個情形時常困擾著經濟理論學者,並且也常常引發經濟理論學者與經濟方法論學者之間的爭辯。傳統解決這項爭論的方式是藉由將焦點放在討論經濟理論的不實在假設之關注上,以解決實在與理論之間的爭議。與以往方法論學者所認定的觀念相左,本論文以南茜.卡特萊特的起因說明模型為基礎,希望藉由回顧國際貿易理論之中的一項議題之一系列的理論構作,企圖來論述:就實證傳統的觀點而言,經濟理論學者在理論構作之中援引不實在的假設之作法,並非一項方法論上的瑕疵;而毋寧應將這項經濟理論建構之作法,視為是與物理學家在建構物理理論時,所使用的「對理想化條件進行部署與操控」一樣的作為。根據這項看法,經濟理論學者在理論模型之中引入不實在假設的主要目的是要作為一項控制裝置,以便將理論模型安全地隔絕於其他較不相關或較次要的干擾因素的影響之外,進而確保該已被保護了的理論模型能誘導出主要的目標現象。被保護的理論模型所推導出來的結論—亦即,經濟理論學者的主要目標即所謂的抽象的起因定律(或抽象的儲能宣稱)。若從這項觀點視之,「不準確性」(或「理論與實情之間常存在著不一致」)作為經濟理論的一項特徵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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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醫療與社會》,第9期

展示、說服與謠言:十九世紀傳教醫療在中國

作者資訊
李尚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文探討十九世紀西方醫療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以及他們所激起的爭議與衝突。傳教士希望透過慈善醫療手段解除中國人身體病痛,博取中國人好感,促使他們樂於接受基督教福音。醫療傳教士偏好使用外科手術治療白內障、割除腫瘤或是摘除膀胱結石,透過立即療效的戲劇效果讓中國人信服西方醫學。然而,強調西方醫學神奇的療效卻有其危險。許多中國人認為傳教醫師在施行邪術,攻擊基督教的謠言、揭帖與小冊一再宣稱傳教士剜中國人眼睛、割掉中國人的內臟乃至取出孕婦懷中胎兒來煉製迷藥與鴉片。這類謠言激起了好幾起攻擊傳教士的暴動事件。本文分析傳教士如何透過宗教儀式與論述使得他們的醫療活動具有濃厚的宗教意涵,檢視中國人對於傳教醫學神奇色彩的反應,並且探討反對基督教的士大夫為何認為西方醫學是種邪術,以及他們如何透過中國傳統醫學理論、民俗傳說以及正邪之分的文化傳統來了解傳教醫療活動,進而動員民眾加以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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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醫療與社會》,第8期

剖析阿片:在地滋味、科技實作與日治初期臺灣阿片專賣

作者資訊
許宏彬
成大醫學院博士後研究

阿片吸食做為一種社會活動,在臺灣的歷史甚是久遠。早自日治初期起,總督府即將阿片由原先日人眼中的社會問題,轉變為獲利頗豐的專賣事業。本文以「使用者」及「物質」為中心的研究取徑,探索殖民時期台灣阿片製造的歷史過程與實作細節,並重新思考過往阿片研究中常遭忽視或低估的面向,如吸食者的需求、品味,以及原料的分析與調控等。本研究提供了一個早期科學與技術進入臺灣並實際運用的實例,具體呈現近代科技在政治、經濟以及知識生產等,彼此扣連環節上所產生的深遠影響。藉由分析實驗室/工廠實作以及測量/標準化這兩個STS研究中的重要議題,本文將闡述早期科技適應臺灣在地環境的過程,並探究在殖民的情境下,近代科技是如何重構臺灣的物質及社會網絡,讓這個島嶼成為一個適合科學與工業活動進行的豐饒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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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醫療與社會》,第8期

1950、60年代台灣卡介苗的預防接種計畫

作者資訊
張 淑 卿
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會醫學科助理教授

本文以1950、60年代台灣的BCG預防接種為例,說明戰後台灣結核防治技術與國際接軌的過程。這項預防接種計劃按以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作法為藍本,透過在台灣部分地區的小型試驗,防癆單位建立BCG在台灣全面推廣的基礎。本文嘗試透過以下幾個面向:1、台灣的BCG疫苗如何從實驗室研究走到小型田野試驗,進而全面性的強制接種;2、台灣BCG疫苗的生產;3、接種員的技術訓練;4、醫界對於BCG疫苗的質疑等,討論一個全球性的疫苗,特別是西方社會的防治技術,如何被引進與實踐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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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醫療與社會》,第8期

功能論述與治療時間:以一個慢性病房的醫療團隊為例

作者資訊
孔健中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精神醫療團隊觀察瘋狂現象的標準,其實是社會文化生活中的常識。雖然常識作為一種衡量瘋狂本身是否存在的標準是客觀的,但仍不精確。常識之眼所觀察到的「瘋狂」,根據的是行為的偏差與自動性,然而不同個案的異常行為可能在表現上是一樣的。

為了精確地衡量瘋狂的相狀,臨床精神醫療就不得不重視「差異性」的概念。尋找差異性的過程是一個要將常識之眼所觀察到的行為偏差與自動性,轉換成由病理學的生物/生理功能尺度來加以衡量的過程。精神醫療團隊會在一個已經設定好的時間中對個案進行觀察,並且為這段時間設定好治療的目標。這樣一來就有足夠的時間對異常行為進行觀察,進而排除異常行為不屬於生物/生理功能的缺損的可能性,也將社會、心理等與治療有關的重要助緣全部納入醫療系統中,行為上的偏差與自動性也能順利而合理地被當成一種生物/生理上的功能缺損現象。

總結來說,時間在當前的臨床精神醫療手法中,其實是一種引入實證科學方法的框架,透過這種轉換常識觀點為科學系統觀點的技術,就能將「瘋狂的行為」圈圍在功能的範圍內,行為的偏離與自動性就被賦予一種疾病的意義,進而就可以從治療疾病的方式來進行有效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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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醫療與社會》,第8期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想念玉豐

作者資訊
林崇熙

本期STM以「科技與展示」為主題來紀念逝世週年的玉豐,瑞麟主編要我為玉豐寫篇紀念文。回想玉豐,看著電腦桌面上玉豐的照片,心頭卻是萬般思緒而久久無法下筆。

已經記不得當年怎麼跟玉豐認識了,是STS?產業遺址保存?產業文化資產清查?檔案管理?庫房建置?只記得當年因為一些機緣而與科工館互動的過程中,逐漸感覺到科工館中有個人的學術品味與我甚近,但其工作上的積極態度、熱情、及自我要求,卻又讓我自嘆弗如,他就是王玉豐。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7期

專輯導言:展示科學

作者資訊
祝平一

展示活動是場吸引視覺的角力,展覽因此不是民主的事業。透過策展人總其事,其所欲成就的就是吸引觀眾的目光,從而傳達其所欲灌輸給觀眾的理念。這是一種Bourdieu所謂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行使,或是Latour所謂的銘刻操作(inscribing practices)。也因此,科學展示常出現林崇熙所談到的現象:「包裹」或「黑箱化」(black boxing)科技,以合法化科學家的努力及其在社會中的角色。「黑箱化」意謂展示旨在傳達科技的雄偉,而對於科技實踐運作的過程、其中各個角色的協商和對於物品的操弄,都略而不談。呂紹理也在文章中談到,日治時期的展示成為台灣殖民總督府權力操作的一環。在博覽會中,透過用模型,省略製程,使得展品或成為推銷總督府的治績;或淪為日本會社的廣告。或是像范燕秋文裡所說,總督府透過衛生展,來達成「眼目教化」的目的。因此,要瞭解展示所牽涉到的權力關係,必須分析展示如何因「視覺化」的過程而建構觀者的主體經驗,從而使觀覽客體的觀眾意識到自己成為某種主體,卻不自覺地成為權力關係下的客體。這便是Althusser所討論意識型態召喚(interpellation)主體的過程。因此,要分析展示的意識型態功能,不能只分析展件的內容,而必須從展示的規畫、場地的分析、展品的擺設乃至先後順序,才能對於展示活動有所理解。因此,展示背後彷彿有另一隻眼睛,監控著全場;彷彿有著另一個大腦,規訓著觀眾。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7期

揭露的緊張:博物館科學展示的想像與神話化

作者資訊
林崇熙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科學展示的目的通常在於展示科學家的成就,遵從著科學典範來傳達單一、標準、「正確」科學知識,並呈現出一種「揭露了大自然真理」的姿態。科學博物館中的展示透過「多層次想像」、「異質綜合性地去脈絡化」、及種種「神話原型」概念,落實於「典範式展示」、「詮釋式展示」、及「權力式展示」等樣態,除掉科學發展中種種人為、利益、政治、文化等因素,才能呈現出科學單純、簡潔、完美的風貌。正是這般的黑箱化(black-boxing),才使科學知識以破除神話之名,形塑自身為新的神話。揭露博物館科學展示的「神話化」歷程,是希望科學博物館能脫離單一性、霸權式的展示方式,從而開展出具前瞻性、「社會良知」和多元辯證意涵的科學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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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醫療與社會》,第7期

「衛生」看得見:1910年代台灣的衛生展覽會

作者資訊
范燕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討論1910年代台灣「衛生展覽會」的初期發展,釐清殖民地衛生展覽會為何以及如何出現;探討殖民地的衛生展覽會如何透過「視覺化」的方式,促成衛生科技知識的生產及流通。本文主要的發現有三:其一,殖民地衛生展覽會深受當時日本及國際的同類展覽會和日本博物館通俗教育的影響。展覽會以啟蒙近代衛生知識與觀念為目標,是殖民當局對屬民施行身體衛生的規訓,以改善殖民地的公共衛生。其二,殖民當局對於衛生展品的陳列、即衛生「視覺化」的處理,幾經轉折。從早先以機構或單位為中心的展示,轉向加入衛生知識分類的概念;最後,於1917年台中廳教育衛生展覽會,運用「分類式陳列法」,確立以觀覽者為中心的展場規劃,建立衛生展品的邏輯及系統關係,提供觀覽者係統性的衛生認知。但此舉亦有利殖民當局操作母國/殖民地、衛生/不衛生等深富殖民意涵的展示方式。其三,在地方官廳所舉辦的衛生展覽會,展場內部及外部都摻雜商業利益。雖然一般博覽會越來越有大眾消費的色彩,但衛生展覽會則透過觀念的普及與衛生物品的消費,始終不改其「眼目教化」之目標,並因相關物品之消費活動,而使「衛生」知識或概念向日常生活滲透。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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