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論文

醫學、商業與社會想像:日治臺灣的漢藥科學化與科學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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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士永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副研究員

日本生藥學自十九世紀末發端,1920年代適逢皇漢醫道復興運動,其漢醫、藥之歷史糾葛深遠,但兩者基本上,因在日本時空條件及文化傳統等因素得以共同發展。然臺灣則因西醫界僅重漢藥科學化分析,將漢醫棄之於歷史灰燼,以致漢藥使用從漢醫原理中剝離。此舉不僅化漢藥為現代藥理學之研究對象,亦讓某些傳統藥方披上科學之名,成為流通市面的「科學中藥(漢方)」。儘管戰前之日本法規,允許西醫師處方並調劑生藥材,漢醫治療理論與傳統漢醫師卻沒能共蒙其利,反在其與漢藥的剝離過程中益發失色。相較於草藥可以被「科學化」,從而成為常民醫療體系的一環,漢醫療法似乎在戰後臺灣仍受到排斥。簡言之,由於漢藥能被納入現代藥學而研究分析,使其得到「科學化」的外衣,得以延續與增強既有之民間信賴;相反地,漢醫則因為無法為西洋醫學所吸納,遂逐步被整個當代醫療體系邊緣化。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1期,頁149-200,2010年10月出版

論中藥作為保健食品: 以四物湯的生命史為例探討藥品與食品範疇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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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勤之
國立台灣 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本文透過馬克思以及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的觀點,討論四物湯轉型為四物飲的生命史。四物湯的轉型,突顯「物的歷史性」,揭露物乃是社會關係的歷史綜合產物,指出物品的表現形式與實質存在具有差異。藥品、食品以及健康食品作為既有分類,忽略了民間藥食如一的態度與實作。「保健食品」範疇的出現,對既有分類造成革命。國家既鼓勵又限制的產業政策,廠商既守法又游走法律邊緣的創新、消費者嚐試與體驗的行動,與物質元素自身的屬性,共同譜寫出四物的生命史,促成中藥作為保健食品現身。中藥作為保健食品出現,不僅揭露了食品、藥品與健康食品三分法的僵硬與片面性,也反映了台灣社會所具有的混融多變特性。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1 期,頁89-148,2010年10月出版

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兼論創造價值的整合醫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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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祥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文企圖解答一組台灣醫學史上明顯的謎題:身為台灣醫學現代性領航人的杜聰明,為什麼竟會長期支持研究前現代的傳統東亞醫療?反過來說,為什麼杜聰明堅持終生的志業,竟然持續地被視為落伍的、違反科學的行徑?本文指出,杜聰明被視為「不科學」的漢藥研究計畫,其實涉及多重、多脈絡的突破,至少包含下列四個向度。他倡議建立「實驗治療學」, 以突破日本帝國內沒有獨立「治療學講座」的醫學傳統;他主張以「實驗治療學」來研究漢藥,也構成了對於傳統藥理學取徑的突破, 尤其難得的是藥理學就是他本人的學術專業;他計畫建立研究型的漢醫醫院,不僅在東亞前所未聞,也更是民國時期中醫支持者求之不得的突破;最後,他也支持「反向的」的漢藥研究程序,「藉由(在人體上進行)實際治療學的實驗而認定有效的生藥,之後再移至研究室內以抽出的有效成分進行實驗」, 這正是民國時期飽受譏評(而在今日普遍接受)的「倒行逆施」的研究法。。杜聰明位居多重邊緣的台灣(西洋現代醫學、日本帝國、中漢醫傳統), 但他不以邊緣自限,反而積極利用這個多重邊緣的處境,將多種邊緣性重新組合、反轉為優勢,從而構想出各個中心所想像不及的創新─以當時中國罕見的現代科學家的嚴格訓練與資格,在台灣建立起日本帝國都還待發展的實驗治療學,藉以研究西方世界尚未能充分賞識的東亞傳統醫療。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1期,頁201-286,2010年10月出版

民國時期中西醫詮釋疾病的界線與脈絡︰以 「傷寒」為例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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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國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候選人

近代中國傳統醫學與西醫的交會,產生了許多有意思的醫史課題,本文藉由梳理一個疾病名稱的轉譯過程與翻譯前後的意涵,配合中國醫學自身的歷史發展背景,來檢視民國中西醫詮釋疾病的界線與脈絡,它凸顯了民國時期中醫發展之方向與本身轉型之必要與限度。

傷寒,西方名Typhoid fever ,以之為例,我們看到了一個新名詞,從中國本土之外的西方與日本傳入,並與中國的古代醫學經典《傷寒論》,以及在清代與之對立的溫病理論,進行一次融合、再解釋的歷程。當時中醫的困難來自:必須面對自身學術內的寒溫論爭與分歧的態勢,又要回應西醫的說法。我們將

看到,中醫擁有堅定的古典醫學定義,但西醫的衝擊讓中醫必須去反省原來的疾病定義,中醫們除了梳理任何熱病學內統整、劃畫一的說法,還必須用經典去重新定義西醫病名的屬性與名稱,最後,中醫並沒有根本地改變古代疾病論述。這段疾病史,可說是中國醫生對疾病解釋權的堅持,也預示了當時中國醫者與古典醫學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1期,頁25-88,2010年10月出版

專輯導言:「東亞傳統醫療、科學,與現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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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祥麟

在國內的文史研究中,傳統醫療史的研究是已經獲得國際學界矚目的重要領域之一,相較之下,還沒有未受到足夠重視的,是傳統醫療在現代史、乃至當代社會中的獨特位置—它並不是歷史長流中苟延殘喘的活化石,相反地,它更像是是一個生氣蓬勃的活著的傳統(living tradition)。在與時俱進的發展、轉變、使用與創新之後,它幾乎猶如現代科技一般廣泛地參與我們的生活,其中若干成分甚至已經脫離孕育它的社會,反向傳播至歐美與非洲,甚至被視為另類醫學的代表性成員。策劃這個專輯的初衷,就在於以研究現代科技的視角(或者說「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觀點)來審視東亞的傳統醫療與現代社會的交引互動。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1期,2010年10月出版

由生物實驗的設計來發現孟德爾定律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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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倍昌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醫療、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孟德爾的經典文章〈植物雜交的研究〉,其內容是觀察豌豆植株的外觀性狀在親子間的傳遞過程。這個育種研究的結果可以歸納出三項結論:顯隱律、分離律與獨立分配律,它們是現代遺傳學的開端,稱之為孟德爾遺傳定律。但是在孟德爾有生之年,這些重要的發現被忽略、被遺忘。孟德爾成就的爭議,不管是立基於科學自身的發現、除錯而進步的證據史觀,或是依據孔恩式的科學典範史觀,大多偏重於人如何理解既存的科學知識。它們可能可以解釋科學發現的起源並且釐清孟德爾在歷史中的定位,但是忽略了孟德爾的論文刺激新研究的可能性,以及生物科學本身避免被誤解的策略。

本文就實驗的技術面來重建孟德爾的故事,並展示實驗科學背後的思考型式。孟德爾論文的主軸是記錄遺傳性狀的傳遞形式。在實驗的技術上,它跟舊的育種學典範和一般實證論者不相衝突,只是沿用選擇穩定的材料以及簡化觀察目標這兩項經驗原則,再加上將觀測值計量化。在理論的建構上,孟德爾預設物質性的遺傳單位的存在,提出性狀可分離的概念,形成可供思維的結構,應該足以稱得上是古典遺傳理論的雛型。但是對於實驗科學而言,概念必須有實物相對應,才能展現其存在的意義。孟德爾的虛擬遺傳單位,當時沒有任何生物物質實體可以對應,無法指引研究路線。直到二十世紀初,遺傳因子由虛幻的概念逐漸聚焦,落實到看得見的染色體之上,這個由孟德爾所領先的古典遺傳研究,才算富有新理論該有的價值。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0期,2010年4月出版

專家系統下的地方知識:嘉邑行善團的造橋實作

作者資訊
楊弘任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在嘉南平原沿山地帶造橋近四十年的嘉邑行善團,所建造橋樑並非一般意義下認定「高科技」知識動員下的橋樑。嘉邑行善團之中,除了已故早期領導者何明德於日治時期曾受教於「財團法人土木測量技術員養成所」之外,日後的協力造橋者,都是非專家的義工群。但在行善造橋多年過程中,這些義工群之中,分化出「準師傅義工」與「準義工師傅」之角色。這兩類角色以其實作技術之傳習,一方面緊緊追隨來自政府公部門的造橋技術,另方面形成自身地方知識的累積與創新。

行善造橋以來,嘉邑行善團一方面以自身的技術實作場域邏輯來吸納、挪用專家系統的知識。另一面,嘉邑行善團的造橋師傅也因技術實作場域的獨特在地性,衍生一套對造橋所在地地形、水文與土質等要素的特殊地方知識。這些地方知識展現為「常識準則」、「在地分類」與「默會技能」等三種狀態。在同屬基層橋樑工程場域中,這樣的地方知識經常更能達成橋樑建造之穩固、安全與長遠效率,以及實現更好的工程倫理。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0期,2010年4月出版

從觸診到「以管窺天」:腹腔鏡與子宮內膜異位症的興起,1950s-2000s

作者資訊
蔡苓雅;王秀雲(通訊作者)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高苑工商講師;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本文探討1950年代至今子宮內膜異位(endometriosis)在台灣的興起,尤其著重於醫學科技發展的影響及其歷史脈絡。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法進行,訪談婦產科醫師,並對相關的子宮內膜異位症醫療論述加以分析。子宮內膜異位症最早於1950年代出現,此時其診斷方式主要以婦產科醫師觸診或是因其它腹部手術而連帶發現,子宮內膜異位症患者相當零星而少數,一般對於經痛的處理也並不積極。1970年代後,醫學的地位逐漸確立,腹腔鏡科技也於家庭計畫推行的成熟期引入,加上不孕科技的發展,子宮內膜異位症的病患逐漸增加,經痛或不孕者成為潛在的病人。子宮內膜異位的歷程與Clarke等人所談的生物醫療化(biomedicalization)有類似的軌跡,尤其是醫療與科技發展,促使醫師較主動運用科技發現子宮內膜異位症,且採取積極的治療措施。此一歷程有諸多方面的暗示,包括女人身體經驗的重要性的更迭,處理經痛與不孕態度與方式的改變,及醫療操作方式的改變。而後者,則是本文所指的從觸診到「以管窺天」,從手工技藝到影像儀器科技。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0期,2010年4月出版

棉條在台灣為什麼不受歡迎?社會世界觀點的分析

作者資訊
許培欣;成令方
東方技術學院護理教師;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通訊作者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70年代至今,經期科技產品棉條引進台灣與當地社會文化和女性使用者身體經驗相互形構的互動關係。藉由科技和符號互動論的「社會世界」(social worlds)的分析概念,呈現棉條作為經期科技產品的引進,經由與台灣各種社會世界勢力的協商與角力,結果造成棉條在台灣至今估計只有2.1%甚至更低的使用率,對照在西方棉條的調查,使用率達到81%(29%的單獨使用,加上52%與衛生棉交替使用)更能說明社會文化與這科技產品相互生成形構(co-production)的關係。西方經期科技飄洋過海傳入台灣,與當地「社會世界」的好幾股勢力互動協商,對衛生棉比較友善而對棉條較為不利,例如:女性先前月經處理的慣習、經期文化、處女膜的重要性、使用者的身體經驗、政府法規(規定為「醫療器材」)、行銷傳播(說明書不夠本土化、產品單一)、廁所設備不足,這些「社會世界」中的論述、價值,以及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造成棉條科技物成為不受歡迎的結果。連宣稱擁有經期醫學知識權威的婦產科醫師也在多個「社會世界」交互影響中,選擇部分過時的棉條訊息,支持社會世界中的保守勢力並監控女性身體。研究科技新知與社會力量角力與協商所建構「棉條在台灣不受歡迎的歷程」的同時,我們也拓展了對女性經期身體經驗的認識,以及改變現狀的行動方向。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0期,2010年4月出版

永續發展與動物的生命權:從環境倫理看台灣漁業的轉型

作者資訊
徐佐銘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台灣漁業的轉型,具有特殊的歷史背景,以及特殊的科學理念。這個科學理念,就是生態學界奉為堅定信念及行動綱領的「永續發展」學說。永續發展的理論基礎,我認為,可以溯源到生態學家李奧帕德(Aldo Leopold)的「生態平衡內在價值論」。由於李奧帕德將生態平衡的「實然」評估考察,賦予倫理上「應然」的價值意義,使他贏得「土地倫理之父」的美名。李奧帕德自己並未察覺這種將實然與應然混淆在一起,在倫理學上所可能遭遇之難題;而其後繼者也往往將許多原本是倫理道德的應然問題,輕率地化約為生態平衡評估考察的實然問題。

本篇論文企圖透過台灣漁業的轉型,分析指導其轉型的永續發展及生態平衡的理念,並於分析台灣漁業轉型所涉及的環境倫理問題時,凸顯永續發展及生態平衡內在價值論所遭遇的難題。我將主張,哲學家辛格(Peter Singer)在《動物解放》一書裏捍衛動物的生命權之論點,不但凸顯出李奧帕德的理論難題,而且也值得納入永續發展的理念以及行動綱領。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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