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結構與結構因果︰檢視鄭雅文對「社會流行病學」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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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麟
中正大學哲學系

在「台灣Science Studies emailing list 討論群」對於疲勞議題的論中, 1 鄭雅文使用的「哥本哈根疲勞量表」首先受到質疑。魏聰州、傅大為和陳瑞麟懷疑該量表問卷中使用的語詞像「心力交瘁」、「精疲力竭」等,是否能配合各種不同階層、性別受雇勞動者的理解,使他們能精確自評自己的疲勞狀況?傅大為進一步質疑對快樂量表和疲勞量表的調查統計的解釋「牽涉到用量表的方式來詢問個人的心理狀態,也因為,後者(如自殺率、如階級剝削、如性別宰制、如科技與社會的共同演化等) 牽涉到更高一層的社會力範疇,我不覺得可以簡單化約成個人心理狀態的總和而已。」(5 月8 日信件) 吳嘉苓引述一篇論文,從STS 觀點批判流行病學的「多因子模型」易於「形成以個人特質來探討疾病成因的模式」,即使把性別、族群、階級等「社會變項」納入致病因子,這種變項操作方式,仍「不免讓性別、階級與族群,在『個人差異』上做理解,較容易放過社會關係的權力面。」(5 月9 日信件) 吳嘉苓意外發現她的修課學生量表問卷結果比鄭雅文統計的受雇勞動者指數更高,反而對照出台灣勞工自覺的疲勞狀況沒有想像的高!她因此建議:「也許不要用平均數,而是把高分的群體標示出來,例如看看有多少比例的人超過75 分,看看回答接近『常常』疲累的人,處於什麼樣的社會處境。」(5 月10 日信件) 鄭雅文則回應說這樣做反而是「把疲勞的『個人』找出來分析,會有個人化的風險,往往會讓研究者看不到社會結構,也蒐集不到社會病因資料(從受測者本身所得的資料有限);反之,若著眼於疲勞的『群體』,從社會結構來分析,譬如說薪資結構、管理結構、評鑑制度設計,探討職場疲勞的『群體性』,才能看到社會病因。」(5 月10 日信件) 鄭雅文舉證她的一篇〈社會流行病學〉,顯示流行病學家已經注意到「社會」在流行病學調查與研究中的重要性。她也在投書中明言:「我們也必須質問,是什麼樣的社會結構因素造成如此疲勞的社會?職場疲勞的社會因素可能包括哪些呢?是否這些社會結構因素真的是難以改變的時代潮流嗎?」(5 月22 日信件) 她強調:「職場疲勞問題的癥結,除了與績效導向、利潤導向的管理模式有關之外,也與威權式的管理模式、職場中權力不對等、工作者缺乏決策參與等因素息息相關。」(同上)

note:

1 參看「台灣Science Studies 討論信件檔案」2007 年五月份標題「你累了嗎?」等相關檔案(http://sts.nthu.edu.tw)。

Citation: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5 期,頁269-274 , 2007 年10 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