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與社會科學觀點反思器官移植:回應〈大體器官募集制度的倫理學與政治哲學:辯護「認定同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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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仁
Shang-Je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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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umed Consent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Some Reflections

 

      「死亡由誰定義?」面對這個問題,大多數人或許會回答:醫師。畢竟醫學是處理疾病、延緩死亡的一門學科。此外,法律也規定死亡證明書要由醫師開立,換言之,國家將判定一個人是否已經死亡的職責,交給了醫療專業。死亡是個醫療事件,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然而,我們若把上述問題換個更直白的問法:「一個人的死,誰說了算數?」並且進一步追問:「死亡真的只是個醫療事件嗎?」或許可以激起思考並得到不太一樣的答案。畢竟,一個人死亡牽涉的不只是醫學與法律,還包括家庭、社會、宗教等面向。人類學家瑪格麗特‧洛克(Margrate Lock)的《二度死亡:器官移植與重新發明死亡》(Twice Dead: Organ Transplants and the Reinvention of Death)一書,透過比較日本與北美對於腦死與器官移植截然不同的態度,指出醫療發達、科學先進的日本之所以難以接受腦死定義與器官移植,原因包括日本人並不認為死亡只是個醫療事件、 或死亡等同於意識、腦部功能的永久喪失;他們認為死亡不只是全身性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它亦是家庭性、社會性的事件。對大多數日本人而言,死亡的判定不是醫師說了算,還需要家人的同意與接受(Lock, 2002)。

      我在醫學院上課,常問學生一個問題:「腦死和心肺死,你認為何者是比較精確科學的定義?」絕大多數學生往往回答:腦死。問其理由,卻總是說不出所以然,或只是攏統的提到腦死定義最新、也最先進,理當是比較精確而科學。但真是如此嗎?何謂死亡的精確定義?事實上,醫學界對於生命的認識、死亡的定義、以及死亡和生命之間關係的理解,經歷過相當大的改變(Albury, 1993)。在不同的醫學理論與科學思潮下,對於何謂精確、科學的死亡定義,本身就會有不同的標準與看法。......

Citation: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6期,頁267-278,2013年0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