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害、職災與科學─RCA專輯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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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行

1990年代爆發嚴重職災與公害問題的RCA案,在受害勞工長期的堅持下,終於在2009年末進入了司法實質審判程序。作為台灣毒物侵權訴訟(toxic tort:職業病、公害、以及產品責任三種糾紛的民事賠償官司)與團體訴訟的關鍵案例,RCA案深刻地關聯到科學知識與社會正義的議題。一方面,此類訴訟是司法體系介入企業科技行為的重要管道,是環境、住民、消費者與勞工面對污染的體制內手段,也是國家、市場力量與公民權交織爭鬥的領域;另一方面,在訴訟過程中「科學證據」之生產與引述,特別是公共衛生相關的學問,常常牽動了「何謂科學」的知識辯論:從本體論、認識論到資料收集的方法論,從證據有效性之認定到邏輯推論的原則,不同立場所證成的科學知識,常常出現難以調和的差異,而此「科學爭論」又與司法體系追求事實認定的原則相互糾葛。簡言之,此類案件,從倫理的觀點出發,凸顯了科技社會中的正義問題;從知識上來說,它豐富了我們對於哲學、法學、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學的理解;從實踐的意義上來看,它則是公共知識人與社會之間的對話起點之一。

 

RCA(美國無線電公司)於1969年再桃園設廠,1992年關廠外移。該廠是當時建立起來、於今猶居於台灣經濟政策主導地位的外銷導向高科技電子產業的鼻祖之一。1976年開始,由台灣政府出資、RCA公司負責訓練的「RCA計畫」更是之後數十年無數半導體產業領導者的搖籃,這個產業在當代台灣幾乎被等同於「科技」一詞。關廠之後,RCA桃園廠址成為台灣第一個環保署指定的永久污染廠址,地下水與土壤污染歷經無數調查、評估、整治計畫,迄今未竟。在發覺自身群體大量罹癌之後,1998年開始站出來組織、發聲的前RCA員工成為流行病學與職業醫學等學科得以研究的第一批女性為主的大量受過含氯有機溶劑慢性暴露的群體。而RCA員工自救會在尋求集體正義的歷程中所必須挑戰的行政、司法、科學成規,揭開了豐富的社會肌理讓我們得以探索。因而,從案件爆發以來,台灣各領域的學術界從RCA案擷取了大量的知識生產的材料,僅學位論文就超過四十篇,領域涵蓋了從職業病醫學到政治經濟學、從公共衛生到犯罪學、從環境法學到保險風險精算與不動產估價、從土壤整治技術到社運發聲技術、、、。各領域的正式學術期刊論文亦不在少數。可以說,RCA案影響著一整個世代的台灣知識社群如何看待工業、科技、自然、與人類社會的關係。

 

台灣STS社群向來關注具有高度社會介入意涵的知識課題,也希望藉由嚴謹的知識探索與討論,能夠有助於改造現實社會,雖然我們明確知道知識生產只是這種改造所需的一小部分。有時候,令人欣慰的成果來得快。2007年《科技、醫療與社會》期刊第五期登載了STS社群成員對於「過勞死」與關於疲勞研究的知識課題與社會面向的熱烈討論。這個討論,是包括從公衛專業到工人運動等大範圍內的討論的一部份。2010年12月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布新修訂的「職業病參考指引」,其中對於「過勞死」──即「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的認定原則有了根本性的變更,將認定是否「工作負荷過重」的主要舉證責任由勞方轉移到資方身上。

 

類似「過勞死」認定問題的舉證責任轉換是環保、職災受害人保護、消費者權益等領域的社運工作者倡議多年的主張。在絕大多數「毒物侵權」的爭議中,被告握有決大多數的知識與事證──產品、製程、原料、操作程序、勞動組織、機具狀態、紀錄等等──而受害者及其盟友、甚至官方監督人員,卻必須在知識高度不平衡的狀態中與之對抗。RCA案的訴訟即是一例。被告公司只要宣稱記錄已焚燬、現場已拆除、原告一方無法完整地重建歷史現場,則似乎理所當然地,原告的受害宣稱無法確立、被告則無須負責。類似的邏輯在2010年的中科三期環境影響評估爭議之中再度出現,當理應受規範的公司以業務機密為由不揭露製程使用化學品與排放水成分時,關切的公眾似乎就應該假設排放水無害。這種資訊不對等之下,優勢的一方「訴諸無知」(ad ignorantiam)的論證,恐怕是現代科技社會的社會爭議的慣常樣態。若無法打破這樣的僵局,則弱勢的一方──事實上是並未從中獲利的廣泛社會大眾──對於可議的科技就永遠只能憤懣、犬儒、無奈,並被其對手歸類為「非理性」。

 

正因為類似RCA公司的高科技投資在台灣依舊佔了政治、經濟、社會的主導地位,對RCA個案的探索與爭論勢將繼續深刻影響著21世紀台灣的科技與社會,正如同1956年爆發的日本水俁病案(Minamata Disease)與1984年爆發的印度波帕事件(Bhopal Disaster),關於這後兩個案件的訴訟與爭議一直持續到今天。

 

本專輯嘗試以STS觀點連結RCA案所引發的一系列議題,並與其他相關領域的課題對話,希望能裨益於我們集體的知識生產。基於我們共同對於RCA案的關注,我們在2009年末開始公開徵求專輯稿件。各文章的主題與論點經過專輯參與者的密切討論後大致形成,並分工撰寫,以盡可能涵蓋相關的關鍵知識課題。不同版本的初稿曾在2010年5月於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舉辦的STS年會與9月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因果關係:哲學、公衛與法律的觀點」工作坊上發表,得到了許多寶貴的批評與回饋,在嗣後的同儕評審中,亦得到許多各領域學界同仁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本專輯的四篇文章以不同的角度切入,探討了作為我們共同對話基礎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SK)、歷史與法律等背景知識、以及作為毒物侵權爭議中核心知識生產場域的流行病學的知識內容與社會位置:

 

Paul Jobin 與曾育慧的〈白老鼠上法院〉主要以科學知識與法律社會學的手法切入,以進行中的台灣兩大毒物侵權訴訟案──RCA案與台南中石化安順廠案──為例,分析爭議中的各個行動者之間,在科學不確定性與權力不平等狀態下的互動:受害者、公司、雙方律師、不同位置與立場的學者、政治人物、等等。林宜平的〈死了幾位國中剛畢業的電子廠女工之後〉則以新政治科學社會學的觀點與歷史手法切入,重建RCA事件的歷史脈絡,尤其是有機溶劑致癌風險爭議在1972年的淡水飛歌電子女工三氯乙烯中毒事件之後的發展,及其與當前RCA案科學證據的生產緊密扣連的理路,並探討此案所暴露的性別、階級與種族不平等下「該做而未做的科學研究」的問題。陳政亮的〈流行病學的政治〉則針對目前台灣公衛領域學者對RCA案例所發表的九篇論文作後設分析,指出社會觀點的有無對於研究設計與推論的深刻影響,並據而討論作為一種「集體」傾向的流行病學統計知識與展現了種「個人」傾向的正義觀的侵權法律之間──尤其在因果關係問題上──的矛盾。陳信行的〈司法正義與科學事實如何交會?〉則介紹1990年代美國毒物侵權訴訟中興起的關於司法審判應當如何引用科學知識的、牽涉到大量科學、法律、哲學與STS爭論的所謂Daubert 爭議,並探討司法與科學兩個當代社會中的知識權力體系的糾葛互動、以及其與更大的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

 

針對RCA案所暴露的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一篇值得參考、但未收錄在本專輯中的論文,是陳瑞麟在2010年台灣STS年會的RCA專題中所發表的科學哲學著作〈RCA事件調查的因果推理〉。[1]不同於本專輯四篇文章的分析性取向,以規範性取向入手的陳文論證:「模型逆推法」與「結構因果觀」是面對類似RCA案這種具複雜因果的課題時的有效科學推理方法,足以在複雜現象中得到合理、可靠、並具說服力的結論。

 

現代資本主義工業科技體系的發展史,同時也是一部科技災難史,戰後台灣的歷史也不例外。歷史的教訓未必會「自然而然」地呈現在世人眼前,而是需要積極的知識探索與社會行動來將之具體化為未來的規臬。在舊災未結、新開發案又紛至沓來的今日台灣,本專輯所呈現的知識努力希望能夠成為這種急需的共同事業的一小部份。

 



[1]全文請見:http://www.yaw.com.tw/sts/2010/data/content/a-3-B-4.pdf

Citation: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2期,2011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