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輯導言:「東亞傳統醫療、科學,與現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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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祥麟

在國內的文史研究中,傳統醫療史的研究是已經獲得國際學界矚目的重要領域之一,相較之下,還沒有未受到足夠重視的,是傳統醫療在現代史、乃至當代社會中的獨特位置—它並不是歷史長流中苟延殘喘的活化石,相反地,它更像是是一個生氣蓬勃的活著的傳統(living tradition)。在與時俱進的發展、轉變、使用與創新之後,它幾乎猶如現代科技一般廣泛地參與我們的生活,其中若干成分甚至已經脫離孕育它的社會,反向傳播至歐美與非洲,甚至被視為另類醫學的代表性成員。策劃這個專輯的初衷,就在於以研究現代科技的視角(或者說「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觀點)來審視東亞的傳統醫療與現代社會的交引互動。

反過來說,至今仍然充滿活力的東亞傳統醫療,也有可能可以為主要建立在歐美歷史經驗之上的學術典範,引入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歷史經驗與視野。早在孔恩以《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而挑戰人們常識性的科學理解的前夕,科學哲學家Paul Feyerabend便已注意到「二十世紀中醫史」對於打破傳統「科學」形象可以扮演的解放性的角色。以提倡「科學多元主義」而知名的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家Sandra Harding在1999年來台灣訪問時,也曾以針灸做為她心中另類科學的具體個案。但由於我們習慣性地將傳統醫療排除在「現代社會」的視野之外,我們反而常常忽略了它在當代社會裡所扮演的角色。舉例而言,當社會學家研究「生殖科技」時,常常不假思索地預設所指的是研究型醫院中施行的高科技,從而忽略了現代社會中有許多受孕困難的夫婦求助於中醫。同樣地,當學者談及「科技風險」時,也常假設風險來自最新引進的高科技產品(如手機與基因改造食物)而不是安全的「傳統」,從而忽略了當人們以非傳統方式使用傳統醫療時,同樣可能引發前所未有的健康風險(例如西方將麻黃當成興奮劑來使用)。簡言之,這個專輯一方面希望以研究「現代科技」同樣的方式來檢視「傳統醫療」,另一方面,也希望這樣的研究也能反向擴充歐美學界「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視野。

本專輯收入五篇論文,試圖由不同的角度揭示出常識性分析架構的盲點。受到這些架構的侷限,我們往往對東亞傳統醫療在現代史、乃至當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視而不見,從而錯失了瞭解東亞科技社會的一個重要鎖鑰。下文中,筆者將致力於指出值得雙向借鏡、啟發的幾個主題,藉以同時介紹本專輯中的五篇論文的大要。

一、傳統醫療、帝國、與日本

日本帝國以現代醫療衛生作為殖民統治的工具,從而在東亞各殖民地留下影響深遠的遺產,這已是學界的共識,是以學界有殖民醫療與殖民現代性等名稱。較罕為人知的是,日本對於傳統東亞醫療的現代轉化也有深遠的影響。首先,由於成功地引進現代醫學,日本因而培養出第一代同時兼通現代醫療與傳統醫療的學者,而為兩種醫學間的比較、結合、分隔提供了先驅性的成果,從而成為民國時期中醫改革者的重要思想資源。或許由於民族主義的因素,這一點至今尚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亟待學者投入研究。另一方面,在日本帝國的支持下,傳統醫療也曾形成橫越台灣、朝鮮、滿州、日本的跨國網路,甚至曾企圖扮演團結東亞以對抗歐美現代性的政治角色。韓裔日本學者慎蒼健教授〈京城帝國大學漢藥研究之成立〉這篇專文同時觸及這兩個歷史過程,一方面細膩地追索現代漢藥研究在日本殖民韓國時期興起的過程,另一方面指出曾有參與者明白地宣稱要以朝鮮作為帝國「知識、精神軍事基地」立場,而主張「必須融合東西兩醫學,建設新東洋醫學」。鑑於目前中文世界的研究仍較少觸及傳統醫學史的這兩個面向,本專輯特別邀請慶應大學的博士班研究生王珮瑩小姐將這篇日文論文譯為中文。

二、醫療與食物

我們可能很少注意到,即便只是「醫學史」這樣一個表面看起理所當然的範疇,也可能已經侷限了我們的視野。當學者不假思索地設定自己在研究醫療史、特別是現代醫療史時,我們便常不自覺地將許多傳統上與醫療密切相關的活動—宗教、飲食、道德陶養—推擠到視野的邊陲,安勤之以「四物湯」作為主題的論文,便是一個令人欣喜的嘗試。

「四物湯」這個「湯」,究竟是食物還是藥物呢?正是由於它在現代食品藥物管理法規下難以分類,這個曖昧性反而使四物湯成為政府與業界發展「保健食品」時的策略性工具—政府與業界可以將四物湯僅當成食品來鬆散地管理,但基於歷史經驗,消費者卻會自動認定四物湯具有療效。在此,物的「歷史性」顯得無比地真實。藉助於「物件的生命史」(biography of things)的研究取徑,安文得以逐步地追溯,是什麼樣的環境(各種力量的匯聚)使得這個具有開創性意義的物件得以浮現,從而成為第一個在便利商店廣為販售的「保健食品」?這個物件的歷史與它在這個歷史時刻所體現的能動性(agency)又造成了什麼樣的突破與新的社會連結,從而衍生出一系列的「四物飲」?最後,這些發展是否構成範疇性的突破,乃至引領出新物種「保健食品」的全面誕生?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安文有一個十分令人意外的發現。一般人們都會以為如果科學實驗證實中藥有某種療效,這將會大幅提高該中藥的價值,只是因為證實不易,所以廠商退而求其次,以「保健食品」來販賣中藥。但安文指出,其實某公司已經經由動物實驗確認「四物湯」可以消除疲勞感,但是他們經過市場調查而發現,在「四物湯」的效果上,台灣的消費者並不在乎科學實驗的加持,所以該公司決定不在廣告中大幅宣傳這項研究成果。這是一個令人意外的發現,至少在四物飲在台灣誕生的個案中,實現/創造「價值」的場域並不是科學實驗室。這個發現對於研究傳統醫藥在台灣的當代轉化有相當的啟發性,更根本地挑戰了一般以「藥物/科學實驗」為出發點的假設。

三、科學漢方與科學中藥

由於傳統(醫療)對立於現代(科學)的架構,我們很容易就忽略了一個事實:「科學漢(中)藥」這個新穎的混合物種,誕生至今也已經長達七、八十年了。而且無論它的「科學性」究竟為何,它已被納入台灣全民健保的給付範圍之中,而成為醫療保健體系的正式成員。劉士永教授獨具慧眼地以此為研究主題,追溯由日本科學漢方到台灣科學中藥的興起與演變,深入地考掘源自日本、而在台灣發展與匯聚的多重歷史脈絡,包含日本的現代生藥學與藥理學的研究傳統、日本的藥政體系與台灣的藥學教育、漢醫的演化與皇漢醫學運動的興起、成藥市場與混種而華麗的廣告圖像等,終而使讀者見到一個多種異質力量匯聚的豐富圖像。本文除了延續劉士永教授一貫地廣博的歷史敘事,它企圖同時兼及科學知識生產與市場廣告行銷的研究取徑,更是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努力,畢竟相較於充分體制化的主流醫療,傳統醫療在近代的發展十分仰賴官方體制外的市場空間,因而這樣的探索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窺見傳統醫療和其社會網絡共同演化的歷程。

請容我就這個有趣的主題作一點當代的引伸。台大公衛所的王榮德教授曾一再地公開呼籲學界利用健保資料庫來進行關於「科學中藥」療效的研究。在他的研究構想之中,台灣在研究東亞傳統醫療上的確具有局部的優勢。優勢的來源不止是因為中醫的典籍是以中文寫成的,更因為全民建保給付「科學中藥」,從而產生了一個大量、長期累積的資料庫。運用「生命品質」(Quality of Life)的研究法,這些患者使用科學中藥後留下的資訊將可以轉化為研究療效的證據,而且這種研究法也可以突破傳統醫療不適合於(一般用以研究新藥的)雙盲研究的困局。值得注意的是,此地台灣的優勢既源於傳統、又不只是傳統。是傳統,因為健保給付的「科學中藥」的確源於中醫的經典藥方;然而它們因健保給付而成為大批累積的、相對而言標準化的資料庫,卻不是「傳統」必然的發展,而是「科學漢方」以及世界僅見的全民健保制度的匯和。換言之,這個傳統,是已經是充分與戰後台灣社會之發展相互融合之後的產物,確乎是一個不斷地發展著的、活著的傳統。

四、傳統醫療的現代轉化

這其實是一個龐大而重要的主題,號稱源於數千年歷史傳統的東亞傳統醫療,在近兩百年來與現代醫療交引互動之後,究竟曾發生了多麼深遠的改變呢?在多大的程度上,今日的傳統醫療本身竟可能是現代史內新近誕生的產物?在這個大的問題意識之下,皮國立的論文〈民國時期中西醫詮釋疾病的界線與脈絡:以「傷寒」(Typhoid Fever)為例的討論〉追問一個極為重要而富有歷史意義的問題:為什麼「傷寒」這個在中醫傳統中無比重要的詞彙,竟會被用來翻譯一個由現代細菌學說所定義的法定傳染病呢?這是怎麼發生的?更有甚者,在傷寒一詞的翻譯上,民國時期中、西醫均深受日本影響,作者更細緻地考掘出兩者間綿密的交流,那麼為什麼日本西醫將Typhoid Fever翻譯為腸窒扶斯,而中國西醫在一度沿用這個譯名後,卻終於將之翻譯為傷寒呢?這兩個不同翻譯有什麼樣的政治/學術考量與效應?這個譯名對於現代醫療在中國的傳播以及中醫學說的現代發展,特別是中醫內部傷寒與溫病之爭,又分別產生什麼影響?透過追溯Typhoid Fever一詞翻譯的歷史演變,皮文不僅呈現翻譯的政治(Politics of Translation)所涉及的多重角逐,以及相關的疾病概念的轉化,皮文更具體地描繪出就在中醫面對現代生物醫學的挑戰之際,中醫內部原有的流派間也發生激烈的重組。這一篇內容極其豐富的文章,也蘊藏重要的歷史意義,無怪乎榮獲2010年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所頒發的「王玉豐年輕學者論文紀念獎」佳作,在此特別恭喜國立。

五、現代性的歷史結構與超越

正如論文題目「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所顯示的,雷祥麟企圖經由歷史耙梳,來回答台灣醫學史上一個十分明顯、而又長期遭到忽略的謎題,那就是作為台灣醫學現代性代表人物的杜聰明博士,為何竟持續一生地推動被視為「落後、不科學」的漢醫醫院計畫?透過仔細解讀杜聰明關於漢醫藥研究的願景、並將之置放回多重的相關歷史脈絡之中,該論文得以說明為何在杜聰明的眼中,他的研究計畫不但不是一個違反科學的構想,反而可以推動台灣(日本帝國)科學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將當時還不存在於日本帝國之內的「實驗治療學」(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引入台灣,用以研究歐美學界尚不曾投入的東亞傳統醫藥,從而在位處邊陲的台灣做出各科學中心所無法實現的、突破性的科學研究。

但是,杜聰明為何會為漢醫藥研究構想出這樣一系列環環相扣、極具突破性、也從而易於遭到誤解的研究方案呢?在闡明杜聰明涉及多重突破的研究計畫後,雷文反向地利用這個個案而進行系統性的反思,從而提出「創造價值」的理解架構。不同於東亞絕大多數的現代論者,杜聰明覺得他有理由相信,漢醫藥中還存有許多既有的研究方法所難以充分實現的價值,因而需要發展新的科學研究方法來嘗試將它們付諸實現。如此構想的研究方案,勢將深遠地挑戰東亞近代史中現代性與傳統醫療水火不容的對立結構。一旦認可杜聰明的研究並不違反科學、甚至如他所建議地在現代醫院中設立漢醫治療科,原本涇渭分明的現代(科學)對立於傳統(醫療)的結構,都將根本地遭到撼動,影響所及,人們將不再能充滿信心、義無反顧地揚棄傳統、迎向現代。反過來說,正因如此,一旦解開杜聰明之謎,我們一方面將可以在兩極之間看到超越歷史結構的全新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得以重新理解歷史上曾經出現卻被視為保守、蒙昧的努力,從而鼓舞更多能夠賞識傳統知識、致力於「創造價值」的整合醫學研究。透過杜聰明,我們將可以窺見一個人們長期視而不見的現代史、一個原先想像不及的、在地的現代性、以及一個充滿著不確定性與可能的未來。

(本文諸多腳註未貼出,請見期刊)

Citation: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1期,2010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