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科學革命的結構》五十年

作者資訊
陳瑞麟Ruey-Lin Chen
傅大為Daiwie Fu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壹、前 言

      被譽為二十世紀下半葉最有影響力的一本學術書,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以下簡寫為《結構》)於1962年出版,至2012年屆滿五十週年。這五十年來,整個學術界對科學的觀點,因本書而產生一個天翻地覆、革命性的改變。它首先衝擊科學哲學界,顛覆主宰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邏輯實證科學觀,產生一個結合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新取向「科史哲」(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HPS);它也滲入傳統科學史界,催生了寫作科學史的全新視角與架構;繼而它促使人文社會科學家反省自己學科的發展進程、甚至跨學科的交疊演化;然後再擴散至科學普及界、甚至科學界內部,「典範」、「常態科學」、「不可共量性」與「科學革命」等概念,出現在許多科普書與科學家的言談之間。最重要的是,它促成、甚至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學科──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或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孔恩本人也常被尊為「創建之父」(國父),雖然有爭議。

      就地理區域來看,孔恩的觀點誕生於冷戰時代美國國力顛峰時期,首先跨洋衝擊同語的英國、繼而波及法國、滲入邏輯實證論的發源地奧地利和德國,之後在1970-80年代間來到東亞,日本、韓國、台灣似乎才剛為支持實證科學而與傳統文化對抗不久,就立即感受到這場「科學觀革命」的震撼(中國則有較不同的發展)。進入二十一世紀,孔恩觀點已成為東亞國家看待科學不可或缺的一環,STS也在東亞蓬勃發展。

      許多人包括一般哲學家、科學哲學家、科學家、科學史家、甚至社會學家不同意《結構》中的論述,但也不得不面對它、回應它、修正它,猶如海浪拍打岩岸,一波又一波。整個回應的浪潮持續至今,反而證明了孔恩觀點的影響力無遠弗屆、歷久不衰。可是,這五十年來,也產生了許多《結構》的「歷史之謎」,有待解題。一些奇特甚至吊詭的現象是:分析哲學主導的英美科哲,在1970年代強烈批判孔恩,在1990年則票選孔恩為科學哲學學會(PSA)會長。科哲界因孔恩衝擊而衍生的HPS與宣傳為孔恩嫡傳的「科學知識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第一代,則從1980年代以來有持續的緊張關係;孔恩雖然在八零年代早期還獲頒STS學會的Bernal大獎,但到了八零年代晚期,他仍然持續對STS有頗多的意見,婉拒與SSK「血緣相認」。

      東亞的學者從這些歐美的曲折中反觀HPS與STS在東亞的發展。為什麼歐美會有這些奇特甚至弔詭的歷史?孔恩的觀點為什麼成功?它與其它觀點的互動、接納、或拒斥為什麼又如此撲朔迷離?東亞的HPS、STS、甚至更廣大的學術界,是否又在複製這樣的歷史、還是有截然不同的面貌?這些問題也「反身地」成為東亞或台灣的科史哲、科學史、科技社會學、乃至STS本身以及STS史都亟待探討的重要議題。從過去到現在,已有心理分析、冷戰結構、歷史敘事、科哲理論的後設應用種種不同的觀點和方式來解答上述的謎題。在《結構》出版已過五十週年的今天,我們東亞或台灣的學者,如何面對與看待這個「我們這一代、我們自己的歷史」?

     本專輯就是為了紀念《結構》五十週年,同時也要更歷史性地走向未來,因而籌劃與出版。

貳、籌備與出版歷程

     這個專輯從觀念的發想、籌備、工作坊舉辦到完稿、投稿、審查、修改和最後出版,歷時長達二年半。

      2011年底,我們著眼於2012年是《結構》出版屆滿五十週年的年份,基於孔恩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工作對於歐美、東亞和台灣都有極其深遠的衝擊,我們認為應該邀集相關學者寫作論文來檢討與反省這個衝擊與五十年來的發展與變化,我們因此擬定邀請函廣邀相關學者,並決定於2012年8月舉辦工作坊來討論,並在日後出版成為《結構》五十年紀念專輯。

      在《科技、醫療與社會》、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中正大學哲學系「哲學與跨領域講座」三方面的經費、以及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的支持下,我們於2012年8月在國立陽明大學人社院舉辦「《科學革命的結構》五十年:從科史哲到科技與社會」工作坊,得到STS、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界相當多朋友的嚮應,會後我們邀請當天的發表者在修改論文後投稿《科技、醫療與社會》期刊,希望能匯集成一個「特輯」或「專輯」出版,也具有「專書」的型態。

      大約半年後,在工作坊中發表的多位作者大約在2013年年初投稿,並經過漫長的審查和修改程序,終於由期刊編委會安排於本期出版。其間的慎重態度與嚴謹程度容後再敘。

 

參、論文內容

      本次專輯的核心主題是《結構》出版以來這五十年間,從HPS到STS的發展軌跡。大家都承認,STS的誕生深受孔恩的啟發。但是孔恩究竟能不能算是STS的「國父」?孔恩的思想和1970年代發展的SSK是不是一脈相承的?如果是,為什麼孔恩晚年一直持續批判、甚至Hacking說他還敵視SSK?什麼原因造成孔恩和SSK之間這種奇特的關係?究竟該如何定位孔恩的觀點和SSK的觀點?傅大為和戴東源的論文不約而同地針對上述問題,卻提出見解不同的答案。

      傅大為的〈孔恩vs. STS的興起〉全面性地與許多探討上述議題的學者對話,包括曾對孔恩與STS的關係提出心理分析答案的Hacking和Forrester,把《結構》一書放在六十年代冷戰結構下解讀成「保守主義經典」的Fuller,對孔恩的後來發展和態度有所不滿的STS健將Pinch等人,還有對孔恩學生Forman的著名研究如何在HPS和SSK之間定位的爭議。傅大為一一對他們的見解提出分析,加以反駁或評論,並藉此提出他自己對於「孔恩與SSK的知性不良關係」的答案,對他來說,這也是一個對「SSK/STS的起源之謎」的解答。以歴史學家的史料功力,傅大為分析與耙梳大量的文獻,提出一組環環相扣的論點(證):(1)如何恰當地去詮釋孔恩的Rothschild Lecture;(2)孔恩不是SSK/STS的「國父」,他只是幾位SSK重要先行者中的一位,但卻容易招人誤解;(3)「孔恩與SSK之謎」的部分來源是「國父」的隱喻,解消了這個有原因但卻不當的隱喻,那麼孔恩與SSK的關係就可恰當地定位成「近親的競爭者」;(4)一些歴史脈絡造成這個獨特關係,包括思想發展的系譜性、孔恩對於「內在史、外在史」的劃界、孔恩與美國Merton社會學的關係和源起於英國的SSK大不相同等因素。可以說,傅大為以一種有點類似SSK的取向佈署了他的答案。

      戴東源的〈孔恩、布洛爾與對稱性原則〉提出一個典型哲學的、內在的思想比較的答案,恰好與傅大為的思想史、系譜學史的取向構成對照。戴東源開宗明義地問:「孔恩觀點是否符合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立場並預示其對稱性原則?」這個問題設定了他的論文進程。在相當的程度上,SSK是由布洛爾稱作「強綱領」的四條方法學原則界定的,其中最重要也最具爭議性者為「對稱性原則」──也是此文的焦點。戴東源比較孔恩的思想與布洛爾的作品──特別是近年出版的《翼型之謎》這本大作,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孔恩的思想和他作科學史所用的方法,很難說預示了「對稱性原則」。戴東源首先爭論孔恩有一個與傳統看法有別的「內在史、外在史」的分界與定義,正是這個獨特的觀點可以解釋「孔恩論點看似接近SSK又與之保持距離。」其次,他詳盡地分析布洛爾在《翼型之謎》一書中如何透過案例分析具體地展示了「對稱性原則」的使用:刻意地區別出競爭理論的支持者群體的階級、身分等社會特徵並將之對立。若是如此,很難在孔恩的作品中找到這種分析手法。

      為什麼孔恩的立場常常被詮釋為社會建構論,但是孔恩本人卻又反對典型的社會建構論SSK呢?陳思廷的〈見微知著:從具體個案看《科學革命的結構》與「世界改變」之影響〉一文從形上學和方法學的角度提出他的答案──雖然他的論文並沒有直接問出這個問題。

      陳思廷迂迴地透過Hacking和Jardine各自搭建的理論架構,為孔恩在《結構》中的理論提出一個折衷的實在論詮釋:(科學)在概念上有其客觀性,但在實踐上却具有相對性。Hacking借助哲學家Bernard Williams 的「真理」和「敘說真理」的區分,還有科學史家A. C. Crombie的科學思考風格的概念,把科學理解成這樣的活動:科學家在對世界的「客觀」與「局部」兩個觀點之間來回穿梭。Jardine則區分科學問題的「絕對實在性」與「局部實在性」,指出多數科學問題只具有局部實在性,都只能相對於某一個科學社群,但這並不妨礙科學的客觀性──因為它被表現在「科學家追求客觀真理的理論構作歷程」,雖然科學家在實踐上只能局部性地「敘說真理」。陳思廷發現孔恩的立場相當吻合這兩個架構,也具有折衷的實在論特色。現在,這個詮釋如何回答孔恩與SSK的關係呢?如果孔恩真的有陳思廷所詮釋的立場,那麼孔恩大概會說SSK只重視「科學在實踐上的相對性」,卻忽略了仍有一個客觀世界的知識是科學家追求的目標?

      陳瑞麟與傅大為過去都提及孔恩、SSK、維根斯坦思想彼此間錯縱複雜的關係,這也引發我們在學術思想史上的好奇:究竟如何定位這三者?鄭凱元的論文〈規則依循與科學知識的社會學〉一文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從研究維根斯坦的典型分析哲學家的位置,鄭凱元首度跨入科學知識社會學的領域中。他對準「規則依循」這個議題:「怎麼樣才能說一個人是依循一條規則?」它是一個非常基本、非常典型的哲學問題,也是維根斯坦後期哲學中最具啟發性、引起最多爭論、產生大量哲學文獻的議題。在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發展過程中,對「規則依循」的不同答案,也產生以布洛爾為代表的所謂「左派維根斯坦」和以林區(Machel Lynch)為代表的「右派維根斯坦」的分歧和辯論。鄭凱元評論了這個辯論,並引用「類詞學語意進路」做為對此爭議的一個哲學解決。鄭凱元認為他的解決法相容於左右派維根斯坦的社會學,兩派都可以沿著自己的方向去發展。基於這些哲學分析,鄭凱元對孔恩、布洛爾和哲學的不同態度,提出了有趣的猜測。可以說,他的整篇論文充分地展示了科學知識社會學如何在其發展過程中與哲學深深糾纏。

      在談了很多孔恩對科學知識的歷史、哲學與社會學的衝擊之後,讓我們稍稍轉向另一門重要的學科:經濟學。孔恩也對經濟學、至少是經濟學思想史和方法論有深刻影響嗎?

      在〈孔恩與經濟學知識的增長〉一文,趙相科聚焦在如何理解「經濟學知識的生產實作」這個焦點上,探討經濟學家、經濟學方法學家、科學哲學家、STS學家如何分別理解經濟學知識的增長歷程。趙相科雖然認孔恩對經濟學哲學的影響比不上拉卡托斯,但是《結構》一書確實是經濟學哲學發展的分水嶺,同時預示了後來在經濟學哲學中成為主流(至今仍是)的「實作主義」和(知識論)「局部主義」的立場,兩者亦為多數STS學者繼承。然而STS名家柯林斯呈現出一種極端的「局部主義」,主張應對科學(含經濟學)採取一種純描述的研究態度,反對任何規範性的研究──就在這一點上,經濟學哲學和STS有了分歧。然而,經濟學哲學家如何能站穩「實作導向」和「局部性」的立場而仍能提供規範性的指引呢?趙相科論證,透過「外部有效性」這個概念,經濟學哲學甚至科學哲學仍然可以從實作案例的研究中提出「局部的方法論規範」,以做為其他科學實作的引導或參考。

     本專輯最後兩篇論文把眼光投向華文世界──台灣和中國,探討《結構》的影響。

     傅大為和陳思廷的論文都已論及孔恩在《結構》的科學革命模型之後,企圖發展一個類比於達爾文演化論的科學演化理論。陳瑞麟的〈革命、演化與拼裝:從HPS到STS,從歐美到台灣〉便特別對準「演化」的概念和模型,分析與比較孔恩和STS的科學動力理論是否可以被視為「生物演化論的」、即「達爾文主義的」?

      從許多STS學家(包括歐美和台灣)使用「選擇」、「競爭」、「適應」等演化似的語彙此一現象開場,陳瑞麟問:那些使用「演化語彙」的STS理論是否是達爾文主義的?他發現STS學家從沒有認真地以生物演化論和達爾文主義為模型來建構科技的演化論,而且構成STS理論的關鍵概念架構也很難說是達爾文主義的。陳瑞麟繼續追問身為STS源頭的孔恩理論是否具有生物演化論的特性?儘管有其他科學哲學家質疑孔恩的立場不相容於與演化的概念,他仍給了肯定的答案。可是,究竟怎麼樣才能算是達爾文主義呢?陳瑞麟認為不能不回到達爾文自己的演化論這個源頭。他利用模型觀點重建一個「達爾文演化論的概念框架」原型,並以此做為判斷達爾文主義的參考。最後,陳瑞麟考察台灣的STS的發展與演變,以傅大為為代表。他認為在HPS時期的傅大為觀點仍具有達爾文主義的成分,但隨著傅大為朝向STS的路線前進,逐漸地遠離達爾文主義,而發展出一種「概念拼裝」的研究風格。

     最後,繆航與黃之棟的〈追尋小孔恩傳統:愛丁堡學派的孔恩理解及其在華文世界的進展〉把SSK中的愛丁堡學派定位成「小孔恩傳統」,因為其成員重視孔恩對常態科學實作的揭露,並由此發展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分析。但不像戴東源著重在布洛爾與孔恩之異,繆航與黃之棟偏重Barnes與孔恩之同,當然他們也談到了孔恩反對「小孔恩傳統」的評論,不過他們並不企圖去解決這個謎題,而是把眼光轉到「小孔恩傳統」在台灣和中國的發展經過。繆航和黃之棟相當徹底地搜羅了台灣和中國兩地的相關文獻,並深入訪談了兩地的幾位關鍵人物,全面而細密地追蹤「小孔恩傳統」在台灣與中國兩地的發展軌跡,更在代結論中,回顧2012年歐美、台灣與中國STS學界紀念《結構》出版五十週年的各種活動,使得這篇論文回應了前言中對「我們自己的歴史」的提問,而此文本身也將成為STS在華文世界發展歴史的重要文獻。

     儘管本專輯七篇論文的主題和焦點有別,但幾乎都或多或少地對「孔恩與SSK/STS的關係」發言,在看似大異其趣的立場與見解之中,似乎隱然有一個「共識」浮現:首先由傅大為對孔恩與SSK之間的關係是「近親的競爭者」來定調,大概本專輯的所有作者都同意這個基調。那麼究竟孔恩與SSK的競爭性在哪些面向中浮現呢?戴東源建議「內在史、外在史」的劃界與「對稱性原則」的使用;陳思廷認為孔恩仍保有實在論的情懷;鄭凱元猜測是孔恩與布洛爾對哲學的態度分歧;趙相科提出HPS保有「局部的規範性」的方法論傾向;陳瑞麟則看到孔恩的演化論目標和STS的非演化性格;繆航與黃之棟傾向強調SSK對孔恩的繼承,但仍然隱含「大、小孔恩傳統」的詮釋分歧。那麼,本專輯的七篇論文是否已集體提出一個接近全面而完整的答案了?令人感興趣也值得繼續觀察的是:在這個基調之下,HPS和STS的關係未來將會如何發展?   

肆、回顧與比較

      從1985年允晨出版社出版了台譯本的《科學革命的結構》至今,已經將近三十年,而華文界對《結構》一書的少許討論,更早於台譯本的發行(包括傅大為的〈導言:科學的哲學發展史中的孔恩〉)約十年左右。或許可以這麼說,從1970年代中到上個世紀末,朱元鴻與傅大為合編的那本巨流出版的《孔恩:評論集》(2001)為止(後簡稱《評論集》),可以說是台灣受孔恩影響與發展的第一階段。而從那時到目前STM期刊在2014年第18期的「《結構》五十年」專輯為止,或許可以說是台灣的孔恩研究之第二個階段。

     就如傅大為當年在《評論集》的序中曾自剖:

 

           在後現代「流動」的台灣,新奇理論極易流行,學界文化圈習慣於緊緊追求西方新說,但是孔恩的思想觀點,可說是我在智性上的古典之愛,是我在隨      波逐流的西潮大海中的一塊磐石。(頁4)

 

      那種「西潮大海中的一塊磐石」的觀點,若再配合《評論集》中大部分的論文,都是以《結構》或後來孔恩的研究為中心,伸展出去看其他相關議題(如翻譯、不可共量性、典範社會學、常態科學的政經性格)或相關領域(如社會學、科學教育、費曼、經濟學史等)領域與孔恩著作的關係,則明顯地孔恩是個自足的中心或參考座標,是提供許多其他議題或領域來衡量自身的一把尺。

     但是,約十五年後,本專輯的出現,雖然主要仍因《結構》出版五十年而起,但孔恩的著作已經不再是唯一的中心,台灣從兩千年開始逐漸強勢發展的「科技與社會研究」(STS),已經蔚然成為第二個中心,而討論逝去的孔恩與新興的STS彼此的歷史與知性關係,是一個重要的新問題意識,本文上一節已經有不少的介紹。另一方面,本專輯也逐漸顯示一個新的趨向。在過去的《評論集》裡,討論中心環繞在社會學、社會科學或政治經濟之關係者,大約佔到一半的論文,而哲學只佔四分之一。但是目前本專輯的論文分佈,顯然科學哲學類佔了大宗,七篇論文裡,科哲至少佔了一半,STS類的論文反而較少。反之,科技與社會研究(STS)的過去與《結構》關係密切,又有很強的社會科學性質,為何在本專輯中,反而沒有形成一個主流,且在本專輯中社會科學論文的比例上也低於第一階段的《評論集》?部分原因,可能在於今天STS的發展,往往另闢新路,與其他社會科學互動頻繁,如與社會學、技術史、醫療史、女性主義、後殖民研究等等,大約已經不是孔恩或《結構》這種「智性上的古典之愛」所能涵蓋的了。

      不過,若就本專輯的學術實力與集中程度而言,則它很清楚地超越了之前的《評論集》。在該集子的十一篇論文裡,專為該集寫的論文只有兩篇,所以基本上是個涵蓋十年以上各方相關學術論文的匯集,雖然朱元鴻的「補遺代序」還特別是一中篇,討論「科學與藝術之間」的論文,但是《評論集》的編輯工作,相對比較起來是比較輕鬆的。反之,本專輯的形成,除去之前開工作坊的工作不談外,七篇論文都是專為本專輯而寫,評審工作也完全按STM期刊的規矩而來進行,所以從2012的夏天舉辦工作坊以來,到今年春天的專輯出版,經過漫長的評審、修改、編輯再提意見等等,前後大約也費了近兩年的時光。基本上,七篇優質學術論文的形成,在台灣STS學會的機關刊物STM期刊集結出版,我們兩位編者不禁為本專輯的作者群高興,並在沒有多少政府支援的情形下能生產這樣的成果,引以為傲。雖然STS已非「智性上的古典之愛」,但這個成果,也是我們STM期刊、還有本專輯的作者群,對孔恩及其《結構》出版五十年的致意。我們也不禁好奇,在今天台灣的文化學術界,除了孔恩的《結構》之外,還有甚麼其他西潮中的磐石,能夠讓來自三代的作者群,在該經典出版半個世紀後,仍然是如此對之致敬的?

伍、放眼東亞的前瞻

     從2007年開始,台灣的STS學者們與南韓、日本、以及其他東亞還有歐美的STS學者合作,開創了東亞STS國際學術季刊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也是這個期刊在2012年的夏天與台灣的STM期刊合作,一起在陽明大學人社院舉辦了《結構》五十年的工作坊。前面提過,EASTS在2012年年尾,也刊登了一個小型的圓桌討論,由南韓、日本、中國、台灣、美國共八位東亞STS或科技史學者執筆,討論《結構》出版半世紀後對東亞各地的影響,以及其與東亞STS的發展關係。在這個討論群裡,我們也才清楚,雖然《結構》1985年的台譯本出版已經近三十年,但在東亞各種譯本的脈絡中,台譯本的出現,還排不到前三名。

     這個速度落後的台譯本事實,讓我們瞭解到一個更深而廣的東亞《結構》與STS的脈絡。長久以來,台灣關於孔恩的討論,就如許多西潮在台灣的小波濤一樣,往往只侷限在「孔恩從西方到台灣」的老向度。本專輯的出版,當然也包含一篇與中國學者的合作,但是我們會建議,本專輯需要與EASTS2012的那個小圓桌討論合而觀之,才能夠清楚看到一個東亞的前瞻。這個前瞻,在過去《評論集》的時代並不存在,但在EASTS2007年開始到今天已經出版了26期以上的東亞STS學術環境下,卻是個不容忽視的視野。

     大致上,因為孔恩學生中山茂(Shigeru Nakayama)的緣故,《結構》1970年第二版的後記,就是孔恩為1971的日譯本而寫的,所以日本的孔恩研究,應該比台灣領先十五年左右。透過中山茂及其一兩個世代的努力,日本的孔恩研究、還有科學史(包括西方與東亞)的研究,是累積了相當的成果,如利用典範概念來批判大科學的有Takagi 1979的Kagaku wa kawaruScience Can Change: A Critique of Big Science),另外特別還有中山茂1984編的典範研究論文集Paradaimu SaikuParadigm revisited)。但是這並不表示,日本的孔恩研究就與STS研究發展關係密切。日本的STS發展,與日本早期更具有社會批判意識的日本科學家運動有關係,而日本的STS學會有相當多科學家與科技政策者的參與,後來還分享了一些Steve Fuller在英國對孔恩批評的觀點,另外還有以東大社會學家松本三和夫(Miwao Matsumoto)領導的技術社會學的分支,所以日本的HPS與STS的發展,若比較起台灣的情況而言,大概是聚少離多吧。

     我們再簡單看看南韓。雖然因為書名上有「革命」一字,《結構》一書在南韓八零年代的威權主義時代常被警察沒收,但是在1980年南韓就舉辦過跨領域的學術研討會(包括了科學史、科學哲學、語言學、公共行政、與社會學等領域)討論孔恩的史學觀,《結構》的韓譯本之一也在當年出版,可見南韓知識界的活力。但是之後,根據李尚郁,是南韓的科學哲學界比較積極從各種不同科學學科的角度來探討與分析《結構》觀點的恰當性,但是反之,南韓的科學史界與科學社會學界對孔恩的討論就比較少。就科學史界而言,一旦瞭解了孔恩史學史的角度,剩下的工作就是作正確的科學史研究,而非討論孔恩。而就科學社會學而言,南韓後來對SSK及愛丁堡學派更有興趣,她們反而是透過SSK才來討論孔恩的,同時,因為八九零年代南韓的科技爭議運動十分興盛,相當的STS人也積極參與其中,科技議題常與社會爭議與社會運動交纏在一起,這樣的思考路數,反而與《結構》的古典科學思路並不接近。所以南韓的HPS與STS如何能夠多所交流,還有待進一步的努力。

     最後我們回顧中國的脈絡。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學者就對翻譯《結構》表現出異常的活力。第一個中譯本在1980年由李宝恒、紀樹立二人完成。之後在兩千年、2003年還又分別出現過兩個中譯本。同時,1981年也翻譯了孔恩的Essential Tension論文集,1985年翻譯了孔恩的Copernican Revolution,2012年還翻譯了孔恩的第二本論文集The Road Since Structure。而且後面的幾本中譯本都還出過修訂譯本。當然這些譯本的水平如何,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過在地廣人稠的中國,翻譯本的多元頻繁呈現,當然是件好事,而且是件台灣學界作不到的事。但是因為中國的政治環境與學術脈絡,根據李斌與任定成,八零年代的改革開放早期,中國知識分子似乎更熱中於邏輯實證論與波普的否證論,要到了九零年代,甚至21世紀,在中國才逐漸看到「由波普到孔恩」在科哲興趣上的轉移。當然,這也包括了受五四不斷啟蒙與影響的中國,如何去欣賞孔恩對於科學真理的非絕對客觀態度,甚至還帶有歷史相對論的痕跡。另外因為孔恩的「不可共量性」立場,或許可以推論到古代中國科學與當代科學的大不同,如此還會觸及到是否要重估「李約瑟問題」。因為這個導論的篇幅問題,本文無法進一步討論後來孔恩與STS在中國的新關係,讀者除了可以仔細閱讀本專輯中繆航與黃之棟討論中國的部分外,還可以多參考2012年的EASTS期刊的兩篇文章討論中國的孔恩與STS的發展。根據章梅芳,中國三個STS群體之一,以年輕學者為主體,還特別對研究SSK有興趣。而在台灣,呼應這個說法,我們也看到海峽兩邊學者李正風、黃瑞祺、黃之棟合編的《科技與社會》論文集於2012年出版,深入討論社會建構論、科學社會學以及知識社會學的視角。

陸、孔恩的歷史形構與未來

     在1950和1960年代的歐美,因緣際會,孔恩其實是站在一個科學內在史、外在史、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科學知識的社會學(SSK/STS)、國際冷戰與核武競爭、越戰與學生運動等多種強大歷史軌跡的交會點上。那也是一個非常難站得直又穩的交會平台。無論他願意還是不願意,孔恩與當年各種學門的互動、論辯與恩怨,也強有力的形構了那些學門未來的發展,如HPS與STS的關係、如STS與科學哲學、STS與科學、STS與社會學、最後當然還有STS與科技史。這裡形構(formation)的意義,涉及了這些學門的發展方向與風格、還有學門之間互動的關係與形式,當然孔恩的遺產不可能決定了那些學門的發展,但卻深入影響或介入了它們。今天我們出版《結構》五十年的專輯,目的當然不只是向孔恩致敬或批評性地回顧等等這些比較歷史性的活動,也畢竟,孔恩甚至可能不是STS的國父。《結構》出版五十年,許多當年的人事已逐漸逝去,恩怨雖然已淡,但學門身體上的疑問烙痕、學門過去發展的凌亂軌跡,以及孔恩進入東亞各地社會的複雜印象,仍然存在,它們仍然深刻地影響與介入了許多(東亞)學門未來發展的方向、風格、與形式。唯有東亞各學門的學子們再度拜訪、再度詢問那些烙痕、軌跡、與印象,能夠更心平氣和地解開那些疑點、謎團、爭議、甚至敵意,東亞STS、HPS及其相關鄰近的姊妹學科才能有更好而健全的未來發展。

 

(本文諸多腳註未貼出,請見期刊)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8期,頁9-28,2014年0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