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極權民主」之路 剖析馬政府「現代統治技術」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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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麟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教授

       「極權民主」乍聽之下可能會令人感到錯愕,但這並不是自相矛盾的語詞。已故的殷海光教授早在1966年時即先知性地指出,「極權的民主類型只有民主形式而無自由的內容。(不用說,這樣子的民主是我們不敢當的。)」而且「極權的政司把人民當可能的敵人,或工具(蟻牛)。」很遺憾的是,台灣似乎正朝向「極權民主」的懸崖大步前進。

        什麼是有民主的形式而無自由的內容?殷海光説:「有許多『法治迷』,他們以為『法治』是到民主之路。這是一形式主義的錯誤。…問題在於立法權底權源何在。如果立法權底權源在國邦底主人翁,那末行法治確乎是到民主之路。如果立法權底權源在一個超人之手,幾千個立法者所有的權力連乘之積抵不上這個超人點點頭,那末這幾千個立法者不過是這個超人底書記而已。如果有任何權力騎在立法權之上,那末由此而行的所謂『法治』,…不是走上民主之路。現代統治技術很不難把『法治』作為打消民主自身的工具…」這段話雖然是針對當年為了維持大中國36省假象而不用改選「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的景象有感而發,但也先知性地預言了今日台灣的情況──特別是關於「現代統治技術」不難以法治來打消民主的預測。

        我們看到馬江政府和國民黨以「法律」為工具操弄「現代統治技術」幾乎已達爐火純青之境:例如在核四公投一案中,國民黨機關算盡地利用「鳥籠公投法」來為其續建核四的意圖取得合法性。這部「鳥籠公投法」是之前國民黨挾立院多數的優勢所立,它為「公民投票」設下種種成案的限制和門檻,使得實際公投結果一律都以失敗告終。它在國民黨面對與其意志不合的民意時,一再地發揮作用。「公投法」規定成案與否需經過「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的審查,而這個「審議委員會」的委員又是由行政院提名總統任命,因此執政黨可以提名與其意識型態相合的審議委員。透過這個委員會,執政黨可以對公投提案的成案與否操弄雙重標準的法律解釋:例如在2010年時,台聯黨提出ECFA的公投案,審議委員會以台聯黨的立場與提案主文不一致駁回。2013年國民黨卻運作它的立法委員提出與其續建核四立場不一致的「你是否同意核四停止興建不得運轉」的反面表述,企圖利用「鳥籠公投法」的高標準來取得興建核四的(假)正當性──這是把人民當工具了

        又如在「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一事上,馬政府違反民主程序,沒有任何溝通和告知,先與對岸簽訂了協議,再要求立法院通過和人民接受;當人民(服務業界、社運界和學術界)紛紛群起抗議反對時,特別是馬總統自己聘任的國策顧問出版界的郝明義大力疾呼馬政府開放印刷業是錯誤作法時,馬政府不僅沒有反省自己的政策是否出了問題,反而聲稱學界、業界是「造謠」、要求行政院所屬機關等要「闢謠」,這不就是把人民當敵人嗎?

        當學界呼籲政府要多與業界和人民「溝通」時,馬政府動員各首長(包括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陸委會主委等)出席各種官辦說明會,同時發動支持者參加,卻害怕被公民嗆聲,拒絕反對者旁聽,並動用媒體製造支持的假象。可以說馬政府一貫地把「溝通」當成是「宣傳」,他們的意識根深蒂固地相信「政府為民眾做了很多事,但宣傳不足」──這其實是中國文化傳統的「牧民」觀念,而不合現代民主政治中的「制衡」、「尊重民意」、「強化人民政治參與」等基本原則。[1]

        最可怕的是,占有多數的國民黨立法委員,在所謂的「黨紀」處分,以及提名權被黨機器的挾持之下,投鼠忌器,要不是違反民意與良心而淪為投票部隊,要不就是消極地不出席不投票來迴避黨紀的威脅,加上國民黨長久的威權文化讓國民黨員不敢反抗黨中央,一切決定都由三連任的黨主席馬英九來獨裁。結果,台灣等於在實質上回到了兩蔣戒嚴專制的年代。在這樣的政治結構和統治技術下,我們敢說台灣仍然保有一個「自由民主」的制度嗎?

       「操縱法治來打消民主的現代統治技術」更赤裸裸、毫無顧忌地利用國家機器(警察機構)來壓制人民的抗議聲音。這一點最明顯地表現在苗栗縣政府對於警察權的動用上,而中央政府也明顯包庇苗栗縣政府的作為,即大埔強毁農地和強拆民宅事件(請看網路相關評論的連結)。這事件的經過簡述如下:2011年時,苗栗縣政府以「科學園區」為名義徵收一些縣民的農地與房屋,但並不能得到被徵收者的同意,苗栗縣政府不思溝通,強行徵收,並出動怪手進入農田強毁已然結穗的稻作,此幅畫面透過大眾媒體散佈,舉國震驚!中央政府鑑於全民憤怒,擔心影響其2012年的總統大選,故由其時行政院長吳敦義介入協商,答應以地易地,而且原本四戶拆遷戶原地保留。豈料2013年苗栗縣政府又以妨礙交通為由,發文要拆除該四戶,此舉再度引發拆遷戶和社運人士的抗爭。行政院長和副總統背棄先前白紙黑字的承諾,不僅不負起中央政府主管責任,還放任苗栗縣政府姿意作為。苗栗縣政府則利用社運人士赴台北抗爭時,發動突襲,以優勢警力排除民眾,強制拆除。此舉使得社運人士喊出「今日拆大埔,明日拆政府」的沈痛吶喊!社運人士利用馬總統、行政院長、副總統、苗栗劉縣長的公開行程,當面向這些首長表達抗議。沒想到政府再度佈署大量警力,對高喊口號但和平抗議的社運人士和民眾施以暴力性的執法措施──一張長期關心此案的政治大學地政系徐世榮教授被警方拖行的照片令人觸目驚心!警方甚至以「妨礙公務罪」、「公共危險罪」告發徐教授!新聞一出,大學法律系教授紛紛表示,警察隨便找一條法律,就包山包海解釋來抓人,台灣快變成恐怖的警察國家了。台大國家發展所劉靜怡教授則直指這是一種「街頭戒嚴」的現象。[2]事實上,如果我們不健忘,這種警方濫權執法的行徑可以回溯到2008年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事件(參看陳瑞麟,〈暴力國家機器的惡靈〉http://stm.ym.edu.tw/article/219。)

        在某個意義上,今天的國民黨已淪為一台幫助獨裁者取得形式民主選票的選舉機器。國民黨內的威權獨裁者透過對黨機器的掌控,利用各種媒體造神、宣傳、操弄語言和承諾、法律解釋等等技術,以及簡化民主概念的意識型態塑造──如民主被等同於「多數決」、「少數服從多數」、「可以為公共利益犧牲少數權利」、「開放社會(因此不必設防)」、「自由市場」、「談經濟可以無關於政治」等等,針對台灣的民主制衡政治則散播「政黨惡鬥導到內耗」、「空轉」、「鎖國」等等觀念;加上國民黨多年在台灣的統治打下的基層基礎,以利益結合地方型政客,並挾其豐沛黨產形成與他黨不公平的競爭,使它能在民主選舉中攫取多數選票而牢牢掌控國會多數,因此始終掌控立法權,其多年來所立之法律大抵均能迎合其意識型態、方便其持續掌控權力,雖然它曾一度因分裂而失去行政權,但是它仍然始終握有立法權。結果,任何有心人只要能掌控國民黨這具黨機器,藉由選舉取得行政權,並使各種民主制度下的制衡工具被其掌控或弱化,他就可以強推自己政治意志,獨斷而不受節制──這些「現代統治技術」鋪平一條「到極權民主之路」。

        當然,這並不意味這些「現代統治技術」是國民黨的專利,台灣其他政黨或其他國家的政黨(例如中國共產黨)也有可能在長期掌權之後,精熟這些現代統治技術,使「自由民主」墮化為「極權民主」。然而,國民黨無疑是我們最應提防的政黨,不僅因為它是當前的執政黨,也因為它的長期統治歷史、它的威權文化、它的不當黨產、它對國家機器的暴力使用(在台灣民主化後,警察暴力對待民眾又從國民黨重新執政而開始)。當台灣其它制衡機制(立法和司法系統)並不能發揮功效時,公民社會挺身而出,就是「懸崖勒馬」、「挽狂瀾於既倒」唯一且迫切的方式。



[1]參看祝平次,〈民主竟淪為「民」被「主」宰〉,《自由時報》民意廣場,2013年6月27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jun/27/today-o2.htm

[2]參看劉靜怡,〈街頭戒嚴,自由打折〉,《自由時報》民意廣場「澄社評論」,2013年8月9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aug/9/today-o7.htm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