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學與社會分析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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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政亮

一、因果關係的在地性

因果關係的律則是具有普遍性的嗎?從比較解構取向的社會理論來看,並非如此。任何特定的社會群體,因為受到既定的文化影響,對於解釋各種現象(包含心靈世界)的因果關係也會持有不同的想法。從這個角度來說,一套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因果律則,可以當成是「知識上的企圖」。廣義來講,如果把因果關係律則作為一種知識形式,諸多的社會理論(包含STS的許多學派),都持守著「社會文化影響知識形式」的分析原則。這一點對「科學」知識活動的分析也是如此。在當代西方,同一個時期出現的兩位學者Foucault與Kuhn(雖然在不同的知識領域裡)的理論,可以作為理解這個問題的起點。前者以《人類科學的考古學》(1966年)的知識型(episteme),後者以《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年)中的典範概念(paradigm),提供我們理解人類科學活動的「在地性」。若從Kuhn出發,成立「因果關係」的條件,在不同的知識社群中很不一樣。他認為,特定的科學社群對於其領域、對象、方法、再現的集體信念(亦即「典範」),保證了研究本身的價值,即所謂「典範的優先性」;因果關係的成立也可以如此理解,因為,因果關係牽涉到的第一個問題便是:何謂「對象」?對象的範疇為何?

二、疾病:生物醫學與社會分析的兩種因果關係

舉例來說,生物醫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物結構以及功能,疾病(disease)被定義為是特定結構之功能改變的結果,而其原因一般則歸咎於特定的物質或物理力量。此處,可以暫時稱之為生物醫學的「唯物觀點」;同時,當一般大眾因為某些症狀而進入此領域後,透過此知識的作用,主體乃以病患(patient)的形式出現,疾病的原因同時也被定義為某種特定物質或物理力量的作用。而對疾病的社會分析來說,疾病卻是在社會人(非生物體biological substance、也非個人individual),身上發生的事件(event),而其原因來自於特定的社會關係或結構。前者的分析對象是物的關係,後者則是在特定社會文化下的人的關係。舉例來說,勞工發生職業病的因果關係,分析的對象究竟是特定的化學物質、物理力量與生物體,還是特定的資本、國家與勞工之間的社會結構?這個差異就呈現出針對同一種現象,兩種不同典範的想像。當然,如果撇開當代科學領域,在佛教哲學影響下的台灣社會中,論及因果時,則肯定是指在世俗諦(worldly truth,相對於勝義諦ultimate truth)層次中的業力(karma)概念,這是由道德價值所建立起來的一套因果體系,其基本的對象是心識(mind)作用下的善與惡的行為(可分為身、語與意的行動),具有幾乎是無限的時間性(從無始的過去以來的現在到未來);從這個角度來看,疾病是過去錯誤道德行為所致,亦即,是惡業的果報,是自作自受,而這跟唯物觀的生物醫學與社會分析,全然不同。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2期,2011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