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期編輯室報告

作者資訊
陳瑞麟

繼第八期的「醫療實作」專輯之後,我們於本期推出探討「科學實作」(scientific practice)的專輯。不同於第八期多數作者從歷史學的文獻資源與寫作方式切入醫療實作,本專輯的作者主要援用科學哲學的研究取向與理論資源,分析經濟學與生物學中的模型建構與實驗操作。此專輯內容的介紹,容後再敘。

這一年來,台灣STS社群持續穩定地發展。本刊在第七期的編輯室報告中提及台灣 STS 學會的成立,也從第七期起正式成為台灣STS學會的機關刊物,並在第八期預祝第一屆STS學會年會(由成功大學「社會科技與醫學(STM)研究中心」主辦)順利成功,此次專輯的三篇文章即是曾發表在年會中的論文日後STS社群成員在年會報告論文初稿,聽取建議與批評,進行修改並投稿本刊,經過審查處理與進一步修訂,再由本刊編委會決議接受刊登,正式出版,將成為STS研究的常態程序。這一點也象徵台灣的 STS 研究逐步走向「成熟學術」。

除了專輯論文外,本期還有一般研究論文一篇,徐佐銘的〈永續發展與動物的生命權:從環境倫理看台灣漁業的轉型〉。基於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動物權利」理念,此文不僅批判台灣政府的漁業永續發展政策,同時也批判了「永續發展」這個理念背後生態平衡論。作者進一步將反省的矛頭指向擁有土地倫理之父美名的生態學家李奧帕德(Aldo Leopold),他爭論李奧帕德的生態平衡觀混淆了實然與應然的分界,使得應該如何對待環境與動物的應然問題,被化約成評估人類活動是否能保持生態平衡的實然問題。在這樣的化約之下,只要生態可以平衡,則人們任意殺害動物也沒有不對。可是,徐佐銘指出,辛格的動物解放論提醒我們,在生態平衡觀指導下的「永續發展」、「與自然和諧相處」終究不過是個假象,真相是永續發展政策仍然反映了人類中心主義、物種主義。當然,徐佐銘不僅在哲學理念上爭論「生態平衡觀」的缺失,他進一步以台灣漁業轉型為案例,考察台灣漁業的「永續發展政策」之實行,骨子裏仍然著眼於經濟利益,連「永續發展」背後的生態平衡、自然和諧等理念都不見了。

陳振業的書介,在介紹《公共衛生倫理學:理論、政策與實務》(Public Health Ethics: Theory, Policy, and Practice)這本英文原著之餘,也介紹了「公共衛生倫理學」這個新興領域。此書是一本具教科書性質的論文合集,類似台灣 STS 學者合編的「渴望」系列叢書,它代表了「公衛倫理學」的最新成果。根據陳振業,公衛倫理學非常年輕,起於二十一世紀初,它重視「群體」健康的價值,與偏向個人的「生命倫理」(bioethics)恰成鮮明的對照。陳振業的書介與徐佐銘的論文,反映了本刊對於倫理議題的涉足與重視。

涂豐恩的概念、工具與社會:「第二十三屆國際科學技術史大會」後記〉一文,報導了今年夏天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辦的國際科學技術史會議的主題、過程、部分內容、與作者感興趣的議題和相關場次論文,同時羅列了台灣與會學者的姓名與所發表的論文題目。涂豐恩提及,此次大會以「工具」為主題,反映了國際科技史界晚近的發展趨勢:把焦點從抽象的「觀念」轉向「實作」。無獨有偶的是,這個提及呼應了本刊的近二期的專輯主題、也與趙相科的說法共鳴:「實際上經濟學實作的研究方法卻是呈現著百花齊放的景象。這也促使經濟哲學家將焦點轉向科學實作上。這種轉向的趨勢影響了現今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取徑。」

最後本期出版接受成功大學STM中心的部分經費補助,謹在此表達謝意。

模型與科學實作

本次專輯的主題是「模型與科學實作」,共有三篇論文,分別評述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分析經濟學的理論建構、探討生物學(古典遺傳學)的實驗發現。讀者可能會立即產生一個疑問:方法論與理論建構和「科學實作」有何關係?

Practice 這個英文字或概念,大致有三種含意或用法:
 

(1) 對立於「理論」的「實踐」:我們經常將理論和實踐作對比,實踐就是科學活動中「非理論的成分」,例如觀察、測量、實驗、調查等等。

(2) 科學家的實際作為,「實作的」對立於「規範的」:考察科學家的實際作為,意味著不去問科學家「應該」怎麼做,而是問科學家實際上是如何作的──含思考、推理、甚至理論知識理論建構的實際方式或歷程。

(3) 練習的實作:任何人若要學到一項能力或掌握一項說法,他都必須實際地練習。

因此,當論者討論經濟學中的理論建構和模型操作就在討論「科學實作」時,他們所謂的「實作」是 practice 的第二個含意。如同趙相科特別澄清:「傳統上『實作』的意義並不包含某些作為(如將理論公理化),但是晚近『實作』的意義已被擴大。科學哲學的新發展是,藉由把理論公理化視為理論模型的建構而進一步重新檢視科學家如何建構理論模型的作為──『建構理論模型』也變成科學實作的一環。」讀者當可以在本專輯的二篇論文中,看到經濟學哲學家對於「科學實作」的理解與認知。

趙相科的〈朝向與超越拉卡托斯:當代經濟哲學發展的回顧與展望〉屬於「文獻評述」,可以說是國內第一篇完整地介紹與評論「經濟學方法論」近六十年來發展全貌的中文論文,同時也勾勒了當前「經濟學哲學」的主要課題:理論結構、存有論問題、實作、模型、實驗、經濟思想史。[1] 這些和當前(自然)科學哲學的主流並無二致,不同之處在於此文使用的都是經濟學的題材和實例。

專輯第二篇是經濟學哲學的研究論文,陳思廷的〈遊走於理論與實情之間:一項經濟模型操作的案例研究〉應用科學哲學家卡特萊特(Nancy Cartwright)的「起因說明(模型)」理論,分析國際貿易理論如何從高度抽象的「黑克夏-歐林定理」(Heckscher-Ohlin theorem),逐步地透過更精緻模型的建構,而觸及並說明具體的「經濟實情」。陳思廷首先告訴我們,「黑克夏-歐林定理」表達的是:如果一個國家擁有相對豐富的要素稟賦,則生產與出口使用該要素的商品,對於該國而言,有相對上的比較利益。所謂「要素稟賦」可以包括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科技能力等等。這個定理其實傳達一項經濟常識,如何把它應用到實際的經濟現象上?應用它又可以推出什麼樣的預測呢?大經濟學家薩謬森(Paul A. Samuelson)利用此定理建立「黑克夏-歐林-薩謬森模型」,導出兩國間完全開放國際貿易會產生一個「要素價格均等化」的結果,而這可以進一步導出一個「商品貿易與要素移動會互相取代」的「可替代性的結論」。可是,不管是原定理或薩謬森的模型,都應用了大量的「不真實假設」,[2] 如果排除這些不真實的假設,亦即把更多變因納入模型中時,可能會產生一項完全不同的結論,經濟學家馬庫森(James Markusen)建構的馬庫森模型,確實導出一個「要素移動與商品貿易互補」的結論。然而即使馬庫森的模型比薩謬森模型考慮了更多變因,仍然無法完全納入影響國際貿易的各項因素,王家驍因而提出一個相對上最完備的模型,可以同時涵蓋替代和互補的結論。可是,王家驍的模型窮盡了所有變因嗎?它能把一切因素都納入考量嗎?不能,這正是一個理論與實情之間的永恆鴻溝,經濟學家永遠只能在這鴻溝之間來回遊走,盡可能地提出「相對上最完整的起因(因果)說明」──這是陳思廷論文的結論。

對於台灣政治經濟現況敏感的讀者,應該可以從陳思廷論文中得到一些啟發。台灣對於中國的經濟開放,究竟會使「要素移動」(台灣的資本、設施、勞動力、科技力移向中國)「取代」了台灣的國際「商品貿易」活動,還是說長遠看來可以讓兩者產生「互補」的效應?經濟評論者傾向於根據他們自己的政治立場來選擇他們想要的經濟模型與其預測結論,可是兩種結果都有可能,甚至可能有第三、第四個結果──因為經濟學理論應用到實際現象上,永遠要透過模型的媒介,而模型始終無法同時納入所有變因,也因此推導出的結論始終是「不確定的」。在這種處境下,如何決定我們的經濟政策?大概絕不是與政治無關之事。所謂「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的說法,毋寧說是天真或掩飾(自己的政治企圖)?

陳瑞麟的〈孟德爾究竟發現了什麼?一個實驗發現的典型模式〉是本專輯第三篇論文,討論生物學(古典遺傳學)中實驗實作與重大的科學發現(孟德爾遺傳定律)之間的複雜關係。作者應用科學哲學中的模型觀點,主張我們應該從模型的角度來看待孟德爾的實驗成果,孟德爾其實並沒有發現所謂的「孟德爾遺傳定律」,他發現的毋寧說只是一個「雜交的生物特徵呈現之經驗模型」。除了使用模型理論的理論資源外,此論文也是一篇典型的「科史哲」論文,因為它既涉及傳統的科學史問題「孟德爾是否真地發現了孟德爾遺傳定律」,又以科學哲學理論來回答這樣的科學史問題。透過「孟德爾的發現」這個古典遺傳學案例,陳瑞麟分析「科學發現」的概念,進一步精煉「實驗發現」的基本條件,他主張一個「發現」之所以能被承認為意義重大的實驗發現,不是首度觀察到新現象,而是要建立新模型。換言之,有意義的實驗實作,如同理論建構般,其產生的「成果」也是模型。

如上所述,本專輯反映了科學哲學近來最新的發展趨勢與焦點:探討科學模型與科學實作。這個趨勢有如下意義。

以模型和實作(模型建構和模型操作又是科學實作中的大宗)為核心的探討,同時繼承孔恩、拉卡托斯對實際科學史題材進行分析的研究取向,已然全盤更新了科學哲學的面貌。在方法論的面向上,科哲家現在已不再努力去建立方法學規則、或者分析理論的語言邏輯結構、或者觀察如何印證理論的邏輯條件;而是將重心放在科學家如何建構模型來連結抽象公式和具體現象、或者如何操作模型以分析其細節、或者如何根據模型來學習、思考與推理等等。就知識論的面向而言,如果模型是科學研究的主要工具、對象和成果,那麼我們對於「知識」的概念就得全盤翻新。「科學知識」現在主要是模型知識或是懂得如何操作模型,而不是一條一條信念或命題。「知識」也可能有圖像或技能的型態,而不必然是命題式的信念。同時,真理(truth)是否還是「知識」的必要條件,也受到嚴重的質疑,因為「模型」無法避免「不真的假設」(或者說模型表徵的總是高度抽象的對象和理想的狀態)。進一步,模型觀點也衝擊了形上學的議題:要透過模型才能觸及具體現象的理論定律,還會是實在(reality)的反映嗎?或者對於實在論立場的哲學家來說,該如何使用不真、或無真假可言的模型來揭示實在?其所揭示的「實在」又是什麼?事件或事實?存有物?結構?

對模型與實作的重視,也拉近了科學哲學和「科技與社會」的距離。如果科學研究的工具、對象和成果是模型,而不是傳統認知的語言性的定律和定理,那麼科學哲學家將會更容易接受「社會因素對於科學研究過程與成果(知識)內容有很大影響」這樣的主張。因為,一來模型的確是「被建構的」,這一點符合「科技與社會」對科學知識、活動與實作的「被建構性」之強調。二來,模型內在的「類比」特徵,更容易在「科學(模型)知識」與社會流行的價值觀、體制、物質系統、觀念群或意識型態之間建立連結。三來,傳統科哲討論的「理論選擇」的議題,追根究底是「模型的選擇」。為什麼生活在一個特定時空社會或文化下的科學家,會偏愛某個(群)模型而拒絕另一個(群)模型?選擇的依據或決定的因素是什麼?經驗證據或自然實在將不再是唯一的依據或因素,社會價值或社會因素也或隱或顯地影響了科學家──只要科學模型和社會因素之間有類比或結構相似的關係。

可是,在強調模型觀點與STS趨近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反過來看新科學哲學將對STS研究者產生幾點提醒:首先,科技與社會的研究者不應該再把科學活動描繪得好像只剩下社會、政治面向,而完全沒有認知面向或讓它隱而不現;或者說,不應該只著重在科學活動的社會技術、工具技術、修辭說服技術、溝通與傳播技術等等,而忽略科學活動中大量的認知面向──模型的內容、建構模型的方式、操作模型的技術、依賴模型的思考和推理、依賴模型的實驗設計與操作等等。因為少了這一部分,STS想打開的科技黑箱,必定是不完全的。其次,政治經濟因素是科技與社會研究者在強調科技活動受到社會影響時,時常舉出的例子。可是,究竟是什麼樣的經濟因素在影響科技活動?如何影響?STS似乎很少面對這樣的問題。如我們所見,經濟學研究經濟現象,而經濟學家的研究活動主要是操作模型,什麼經濟模型可以被STS應用呢?什麼樣的「科技經濟」模型可以被建立起來呢?或許STS研究者開始有必要接觸經濟學哲學。第三,透過模型的建構、選擇或應用,來揭示社會因素(價值、體制、觀念群等等)對於科學研究內容的影響,顯然比宣稱社會因素直接進入科學理論語言、公式和定律中,要來得更有說服力。我們可以結論說:模型不僅是理論與現象的媒介者,也是理論與社會的媒介者。



[1] 我對於中英文術語的使用與趙相科略有不同,在此提出我的看法以供讀者作參考。趙相科以「經濟哲學」來含蓋兩個涉及經濟學的哲學領域:一是基於倫理學而討論分配正義、自由市場的「經濟哲學」;另一是重心放在方法論上的「經濟學方法論」。我認為前者確實可以稱為「經濟哲學」,英文為 economic philosophy;後者則稱為「經濟學哲學」,英文為 philosophy of economics,「經濟學方法論」只是其中一大部分,其實「經濟學哲學」應該還要涉及知識論和形上學。
[2] 或者說,科學模型處理的對象,總是處在高度理想化的狀態下,才能滿足模型的相互關係,因此透過模型計算而得到的結論,也是在理想狀態下才為真。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