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國家機器的惡靈

作者資訊
陳瑞麟

當警察揮舞警棍和盾牌,加諸在遊行抗議的人民身上時,警察已不再是「警察」,他甚至不再是具有自主行為的個人,他已變成暴力國家機器的零件,執行機器操縱者的意志….

    2008年,我們驚訝地發現暴力國家機器的惡靈,隨的新總統的上任而重現於台灣!

民主大倒退

    200811月,甫上台半年的馬英九總統,為了執行對中國開放的政策,推動所謂的「兩岸和解」,邀請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與台灣的對口單位海基會的新任會長江炳坤會面,並簽訂四項協議,稱為「江陳會」。馬英九政府以「保護」陳雲林為由,擬定高規格的接待和維安措施,動員七千名警力,淨空機場與高速公路,並全力使陳雲林視線和聽力所及之處,看不到任何國旗和抗議標語,聽不到任何示威的聲音。因此派遣員警全面禁止與取締一切抗議行為,產生許多侵犯人權的事件,更在十一月六日晚上爆發嚴重的流血衝突,警方以違反集遊法為由強制驅離抗議群眾──新聞畫面上,手持盾牌和警棍的警察,瘋狂地毆打逃避不及的民眾。

    這一連串的事件震驚台灣全民!我們彷佛回到1978年的美麗島時代,台灣民主政治在一夕之間倒退三十年!?

社運再起

    受到驚嚇的台灣學術界與社運人士很快地起草文章,風起雲湧地簽名連署抗議馬政府違法濫權、形同沒有戒嚴法的戒嚴措施、侵犯人民自由的違憲行為,數百名大學生也迅速集結到行政院門口靜坐抗議警方維安過當,要求總統與行政院長道歉,警政署長國安局長下台、懲處濫權的警局長和施暴員警,並修改集會遊行法這部惡法,開啟了延綿月餘的「野草莓學運」。可是,面對這些火熱的抗議聲音和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馬政府充耳不聞,置之不理,除了研議修訂集遊法外,沒有道歉、沒有撤換警情首長、沒有任何懲處舉措、甚至沒有任何政策檢討、法務部門也沒有任何檢查官主動調查政府濫權侵權的行為、監察機關沒有任何調查彈劾和懲處的動作。馬政府的「冷處理」策略達到他們的目的,畢竟沒有任何社會運動和學生運動能長久持續,再憤怒的民眾終究要回到日常生活與職業生活的常軌,十二月之後,金融風暴襲來,轉移了民眾與媒體的注意力。因陳雲林來台政府違法濫權的行為,從而引爆的社運學運,暫時從大眾的目光和記憶中淡出。

可是,我們不能忘記,因為這些事件彰顯了台灣的民主是多麼脆弱!我們必須記錄這些事件,也必須不斷地提醒:如果我們不警戒小心,守護我們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台灣退回威權國家的行列,並不是不可能。同時,我們也必須深切地反省,必須問:為什麼這些侵犯人權的事會再度發生?為什麼警察會再度成為暴力國家機器的零件?如何因應威權的可能復僻?如何再度驅逐暴力國家機器的惡靈?

為什麼民主社會的警察敢於使用暴力?

    為什麼經歷二十年民主化的台灣警察,在街頭記者攝影機的鏡頭凝視下,仍然敢於、甚至勇於使用暴力來對付赤手空拳的民眾?他們與素昧平生的民眾像是有深仇大恨一般。他們當然沒有任何仇恨,他們的憤怒情緒和表現甚至不是自己的,而是體制施加的,是國家機器運作之後的結果。國家購置「鎮暴裝備」保護他們,卻也為他們的「人性」套上枷鎖。

    米蘭.昆德拉在他的《緩慢》中寫道:「跑步的人與摩托車騎士完全不同,他始終存在於自己的身體之中,所以不得不時時刻刻想到腳上的水泡,想到自己氣喘呼呼;跑步的時候,他感覺自己的體重,自己的年紀,他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意識到屬於他生命的時間。當人把速度的能力交付給一台機器之後,一切都變了,從此,他的身體就出局了,他投身於一種非身體性、非物質性的速度,那是一種純粹的速度,為自身而存在的速度,狂迷的速度。奇怪的組合:技術的冰冷無人性與狂迷的火焰。」

    弱勢並以身體抗議的遊行人民,猶如慢跑者;擁有器械的警察,除了象徵權威外,在警棍、盾牌、拒馬的保護下,陷入非人性與迷狂的狀態,並滋生一種身荷器物、追逐暴力、在虛無中前進的快感。

    器械既是身體的保護也是人性的枷鎖,又是暴力的發動機。當然它可以不被發動,要懸置它的動力必須依賴國家的節制。一旦國家由不能真切體認保護人權的政黨主掌時,國家機器就成了國民最可怖的夢魘,警察和檢查官就成了執行身體和體制暴力的零件。

    這兒仍然有一個問題:除了器械的枷鎖外,還有什麼其他因素(心理、人性或體制)激發了警察的暴力行為?

公務員不服從與人權檢察官

    雖然廢除或修訂集會遊行法的聲音在過去多年不絕於耳,此次終於得到全民共識。然而法界和政府首長也一直有「惡法亦法」的想法,認為在修法之前,野草莓學生和聲援的野學者、社運人士未事先向警察機關申請,並經許可就逕行集會遊行,乃是違法之舉。為了對抗這樣的說法,「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觀念一再地被召喚出來證成學運、社運人士挑戰集遊惡法的正當性。沒錯,「公民不服從」是對抗體制暴力、不義法令、並提供正當性的一個有力的觀念,但是它並不能幫助人民免於警察濫權的暴力行為。當第一線的基層員警在服從上級命令下執行公務時,他們並沒有被教育要去分辨上級命令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即使他們能,他們仍然會被上級權勢逼壓、屈服於職業飯碗、陷入道德抉擇的困境、被街頭情勢激怒,失去人性,變成暴力國家機器的零件。

    想想,在這次陳雲林來台的事件中,那些執行取締國旗、入侵民房的員警,即使是服從上級命令,他們心中難道都沒有任何疑惑嗎?那些行為難道不會與他們平日接受的愛國教育和民主教育相違嗎?為什麼他們仍然積極執行?除了顧慮到自己的職業生涯外,或許「在權勢下低頭」的人性,使他們不得不然?美國心理學家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的「服從實驗」已是一個社會心理學的常識,它證明了平凡人即使在與良心衝突時,仍然傾向於對權勢低頭,服從並執行權威的命令。正是這種人性支持了納粹大屠殺的發生,它也是極權主義的人性根源。此次事件中,基層員警的表現再次見證了威權甚至極權政治的惡靈,從來沒有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被徹底驅除。

    該如何面對這種魅影,防止警察暴力的再度出現?除了集遊惡法的廢除或修法之外,我們是否應該倡議「公務員不服從」的觀念?也就是當基層公務員在面臨上級不合法、或者合法但明顯不正當、或者違背自己良心的命令時,公務員有權利拒絕服從和執行上級的命令!「公務員不服從權」其實是「公民不服從權」的一環,因為公務員也是公民。行使不服從權的公務員可能會在事後受到上級長官的懲處,這時國家體制必須要有補救的措施,例如保障公務員的職務、向行政法院申訴、監察體系調查事端等等。也許現行法律已有這些設計,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看到它們的提倡和落實,也沒有看到國家在訓練公務員的過程中,對於公務員不服從權的強調。否則,就不會一再地出現基層警員動輒以「上級命令」來為自己侵犯人民自由權利的濫權行為狡辯的情況。

    這些國家暴力事件已經過了數個月,卻沒有任何官員受到懲處。民間曾呼籲法務體系的檢察官主動調查警察侵權行為,也沒有任何動靜。如果說,受限於檢察一體的體制,使得一般檢察官在偵辦高級官員違法行為上有所礙難,所以國家成立了專司偵辦當權者貪污行為的特偵組(雖然它目前似乎只對準已失去權力的「前當權者」);那麼國家是否該思考比照「特偵組」而成立專司偵辦國家行政官員侵犯人民權利的「人權檢察官」?

「公務員不服從權」的倡議,以及推動成立「人權檢察官」,乃是人權維護社團、社運團體、野草莓學運以及在野黨在推動「集會遊行法」的修法之後,所該思考的下一步。

可是,我們很難冀望國民黨。因為事件就是它引發的。這不禁令人想問:為什麼威權且不重視人權的國民黨能透過民主選舉而重新掌控國家機器?

STS面對國家政治的另一個面向

    乍看之下,STS 研究與國家侵犯人權的事件的關聯並不明顯,但指出兩者的相關之處也不困難。STS 已經熟悉國家利用高科技設備(監視器、網路監控、私人資料晶片卡等等)來監控人民;我們也可輕易聯想到所謂「軟性鎮暴裝備」(警棍、消防車、盾牌、拒馬、催淚彈)的物質歷史;或者如同前文已經把遊行民眾的肉身對照於全幅武裝的「鎮暴」警察之科技身體。可是國家政治有另一個STS的面向;或者說STS有另一個國家政治的面向──從「科技社會」切入的面向。

    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社會中。科技構成我們生活的環境。這裏的「科技」包括難以計數和難以列舉的人造科技物、知識、人造物製造技術、工程、管理知識和技術、社會技術、統治(治理)技術、交易市場與相關知識和技術、傳播器物和技術….等等,它們交織成一個巨大複雜的網絡,環環相扣,牽一髮動全身。它們帶來巨大的風險──來自各種不同面向:經濟、政治、金融、流行病、醫療、交通、污染、職業等等。它們已超出了我們過去知識領域所能掌握的邊界。二十一世紀人對於自己生活最主要的思考無非是:對未來籌思謀劃、避開風險。在一個相當的程度上,我們是生活在未來(期待)之中。可是,未來總是不確定的,對於未來和不確定,有無數種想像的可能性──這提供了「未來與不確定的想像」的政治操作空間。

    在當前政黨政治的格局中,公民應該選擇哪個政黨?過去我們都相信應該根據政黨的政績。換言之,政黨過去執政的歷史。但是,當代科技社會的複雜性,已經遠遠超過任何政黨的治理能力。一切具治理實績的政黨,政績其實不會有多大的差別。經濟、法制、公共建設、司法正義、人權保障、勞工保障、醫療照護….誰能提供一個全面的政績比較表,給予公民作理性的判斷?實際上,今天公民選擇政黨判斷的理由其實植基於他們對於未來的想像,他們想像在哪個政黨的治理下能提供更好的未來,能避開不確定性與風險。政黨的競爭因而變成為公民提供「治理想像」的競爭:哪個治理想像更能得到公民的喜好?治理想像不是實際治理的政績,不是真實的治理觀念和行為,而是虛幻的畫面、可以任意捏塑的憧憬。如果可以操作治理想像,使公民相信我黨更能提供一個穩定可靠的未來,使公民遺忘我黨過去不堪的歷史,使公民無知於我黨實際的治理行為,那麼我黨仍然可以在公民的投票選擇中勝出!現代政黨政治因而變成對於公民治理想像的操作技術──白話一點地說,就是騙選票的技術。

    如何操作公民的治理想像?必須從公民的切身生活與環境下手--也就是利用這個高度複雜的科技社會。反過來說,公民如何洞察政黨騙選票的操作技術?也必須從理解我們這個科技社會著手。

從十七世紀以來,政治力一直是建立科技社會秩序的主要力量。反過來說,現代政治的目標在於對科技社會進行分配與重分配。在這種處境下,要理解和掌握二十一世紀的政治,也必定要同時涉及「科技社會」的理解。正如同十七世紀歐洲人要透過自然哲學和實驗哲學來理解宇宙秩序和人間秩序,二十一世紀人要透過STS來同時理解「科技社會的秩序」和「政治秩序」。

可是,這並不意味STS「已經準備好了」。

政治技術的 STS 挑戰

    過去的STS著重在揭示科技活動中的政治(可稱為「內部政治」或「小(微觀)政治」),要介入國家政治(可稱為「外部政治」或「大(巨觀)政治」)的STS則必須把方向轉向於揭示「外部政治中的科技(科技物、治理技術、治理想像的操作技術)」。也就是說,必須以 STS 的基本觀點和分析架構來切入社會科學和政治科學的領域中,必須把社會科學和政治科學納入 STS 的凝視、分析和改造的目光之下,甚至必須提議「社會技術」(social technology)和「政治技術」(political technology)的概念,建構一套 STS 式的「科技社會的政治科學」──它研究的對象就是政治科學與政治技術,它預設了一套科技社會的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

今天的 STS 努力「解剖」科技社會,已對我們的科技社會的骨架、肌理和細胞組織作了許多透視與生理病理的分析,可是,科技社會不是始終不變,它也持續地在發展和變動中。這使得我們有必要問:仍然持續地形塑與改變科技社會形貌的力量,是如何去形塑與改變它?當中的種種力量(包括很重要的國家政治和政黨政治),也必須是 STS 分析的對象。換言之,STS必須去關注「大政治力」。這要怎麼做?

    一個 STS 式的政治哲學、政治科學或政治評論,相應於傳統的政治哲學、政治學或評論,有基本概念的轉變,也有問法的改變。例如「統治」不再只是政府在一個特定文化環境中單純統治行為,而應該被理解成包含一套複雜的治理技術,一方面從這個科技社會中被構思,同時也在形塑和改變科技社會的「身體」與「形貌」;「統治」不再只是一個被統治者或公民的政治目標所決定的被動行為,而是一個具主動地塑造或建構它所統治的社會之力量--「統治」是一套具自主目標的社會技術。一套特定「統治形態」在被社會建構與建構社會之中,形成自己的目標──亦即維繫自己有效而持續的統治。可是,這個自主的目標並不見得能滿足或配合公民所欲求的政治目標。

    在這個對「統治」與「政治」的基本概念轉變之下,我們不再單純規範地問:哪個統治模式(總統制、內閣制)較好?較適合台灣的文化環境?兩大黨制或小黨林立制哪個政黨統治模式較好?較適合台灣?目前台灣的哪個政黨比較有理想性和能力,能帶領台灣渡過難關?能為台灣指引一個明確的未來?是否台灣人民應該支持一個更理想的第三黨?也不再純粹實證或描述地問:台灣式的總統制在台灣實行的實際結果是如何?國民黨和民進黨分別執政期間,得到人民多少百分比的信賴?STS 風格的政治哲學、政治學或政治評論必須跳出傳統政治問法的框架,必須「描述和規範相互交織地」問:台灣式的政黨政治,如何發明一套配合台灣社會的治理技術,並同時建構台灣的政治風貌?這一套治理技術能夠滿足公民的政治目標嗎?如果它不能,為什麼它能夠持續生存?究竟是什麼樣治理技術持續被發明出來維繫它的生存?決定公民選擇政黨的實際心理是什麼?公民選擇政黨的心理如何被政黨的治理技術所建構?什麼是公民選擇政黨的理想標準?公民應該如何改變台灣式的政黨政治?如何透過洞悉現行的治理技術,透過我們的政治行動力來改變現實政治?

就「治理技術」而具體言之,STS必須問:究竟政黨或統治者如何應用科技物(媒體、網路、市場、金融、公共建設、甚至流行病….)來逐行並鞏固自己的統治?政黨或統治者如何創造一套在科技社會中細膩、柔性的治理技術(包含媒體、意識型態、法律、選制、經濟、符號與語言等等的操作技術)?政黨和統治者如何操作不確定的、未來的想像,如何因此建構一套保證勝選的治理想像?政黨和統治者又如何創造一套能逃過民主程序淘汰的「治理想像之操作技術」?

當科技社會的面目和「身體內部」更深入地被分析和研究,當大政治力和政黨的治理操作技術也被追問之際,我們便能印證當代政黨面對複雜的科技社會時,它的目標不再是幫助我們解決問題──它頑強地透過種種技術以鞏固自己的生存;只有在幫助公民解決問題有助於它自己的生存時,它才會設法去解決。是的,人類社會發明政黨政治,希望政黨能幫我們解決政治難題,但是「政黨」從來不甘於工具的角色,它以自己的生存為根本目標,它非但不再能幫公民解決政治問題,反而成為公民社會的寄生物。果然,我們很快地看到號稱擅長經濟、也宣稱要救經濟的國民黨,在上台後面對全球化的金融風暴照樣束手無策,而且極可能使台灣創下有史以來最大幅度的經濟衰退。經濟問題只是科技社會問題的一部分,現代人還面臨更多更多未來的難題。

科技社會的問題,其實是科技社會的科技公民們自己必須解決也有能力解決的,而不是也不能委諸於統治者或政黨。可是,這並不代表我們目前能或該拋棄政黨政治──事實上,我們也無能力說拋棄就拋棄,一來因為目前我們並沒有更好的替代品,政黨仍然是實際執行分配與再分配的工具,二來因為政黨政治是我們社會血肉的一部分,我們不能在沒有傷害的情況下割離它。所以我們只能透過轉化與改造它的方式,去促使它演變。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公民選擇政黨不應該再完全憑恃「治理想像」,而應該強化政黨對於自由、民主、人權和正義的堅持與許諾的比重。因為在面對極度不確定的未來時,只有自由、民主、人權和正義才能提供一個穩固的、進一步解決問題的契機,同時引導政黨政治朝向實現公民希求的政治目標。

操控國家暴力以傷害自由、民主、人權與正義的政黨統治,它甚至不再認為實現公民的政治目標可以幫助它自己生存,反而錯認暴力是它自己生存的手段,它賦予國家機器一個暴力的惡靈,可怕的是,我們公民可能對此無所知覺。

    要驅逐暴力國家機器的惡靈,STS的取向和分析方法是重要的,STS學者們也責無旁貸。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不定期社論